國家重點學科作物遺傳育種團隊與盧永根院士（左四）在田間觀察水稻生長情況。 （資料照片）

盧永根院士（中）和徐雪賓教授（左）捐出畢生積蓄880余萬元。 （資料照片）

“盧院士今年89歲高齡，是身邊人所熟知的生活簡樸的盧爺爺。但是，這個衣著簡單、生活低調的人，卻因2017年的一個舉動，突然成了‘網紅’。那年3月，他與夫人徐雪賓顫顫巍巍地抱著一個破舊的牛皮紙信封出現在華農校內一家銀行，將10多個存折的存款轉入學校賬戶，整整880多萬元！這是兩位老人畢生的積蓄，盧院士有一個女兒，但他選擇把錢毫無保留地全部捐給學校……”

這個有關水稻遺傳學家、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盧永根院士的小故事，是華南農業大學青年教師黨林夕于今年7月1日在廣東省“不忘初心、牢記使命”主題教育先進事跡報告會上所講，聽者無不動容。40多天后的8月12日凌晨，盧永根因病醫治無效，永遠地離開了牽掛他的人。患病期間，他親手簽訂了捐贈遺體志愿書，希望以一名院士的身份作最后的醫學科普，把身體捐獻給國家的醫學研究。

他無數次說，要把一生獻給祖國。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也是他入黨70周年之際，他圓滿踐行了自己的誓言。

赤誠的愛國情懷

盧永根為什么會如此慷慨？這還要從他最初的人生選擇說起。

盧永根在香港出生長大，父親是英國律師行的一名高級員工，他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中西方綜合教育。但在1941年，盧永根讀小學六年級時，太平洋戰爭爆發，香港被日軍占領，父親將幾個兒女送回老家廣州花都鄉下避難。在花都，盧永根經歷了東躲西藏、衣食匱乏的逃難生活，目睹了日軍的兇殘暴行。從小經歷流離苦難，激發了他強烈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

念高中時，他作出了與同齡人不一樣的選擇：不顧家人反對，放棄在港前途更好的英文學校，選擇在中文學校就讀。受學校民主進步思想的影響，1947年，他加入了中共地下黨的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青年同志會”，積極開展地下活動。1949年，他在香港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地下黨員”。

期間，盧永根考入嶺南大學就讀。經歷全國院系調整后，他來到華南農學院，與一生的恩師——華南農學院第一任院長丁穎教授相遇，畢業后更成為丁穎開展水稻研究的得力助手。丁穎是中國科學院院士，曾留學海外，致力于水稻育種研究，有“中國稻作科學之父”的美譽。

丁穎是院長，盧永根是學生，年齡相差40多歲。可是，盧永根卻成功說服當時已68歲的丁穎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在當時廣州地區高級知識分子中產生巨大反響。對此，盧永根曾回憶，與老師的這份“忘年交”友誼一直暗含著一份默契：“學術上，您是我的老師，是我的領路人，但在政治上，我是先行者，是進步青年，我要告訴您中國共產黨的偉大信仰。”

這一信仰在盧永根看來，必須終生踐行。

盧永根常把法國科學家巴斯德的名言掛在嘴邊：“科學無國界，但科學家有祖國。”改革開放后，盧永根曾以公派訪問學者身份赴美國加利福尼亞大學戴維斯分校留學。留美期間，在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他留下來，盧永根卻堅定地說：“我是中國人，祖國需要我！”

是啊，如果他一走了之，丁穎老師畢生收集托付給他的7000多份水稻種質資源將何去何從？他這一走，這個領域的研究又要多少年才能趕上其他國家？

盧永根回到了祖國。在他的感召下，一大批水稻育種專家也選擇回國報效祖國。盧永根培養出了一批優秀的農業科學家。2017年，他的學生劉耀光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一門三院士”被傳為佳話。

近年來，盧永根長期臥病在床，無法正常參加黨支部的活動。在他的要求下，一個特殊的臨時黨支部在醫院病房成立。黨的十九大勝利召開后，“盧永根院士病房臨時黨支部”開展了學習十九大報告的專題組織生活會。盧永根身體虛弱，但堅持全程參與學習和討論。他說自己心情很激動，仿佛回到了剛入黨時的那一刻。

盧永根去世后，他的遺孀——華南農業大學離休教授徐雪賓，將裝有1萬元的信封交給學校黨委，這是盧永根生前囑托她轉交的特殊黨費。

一世情緣結水稻

在廣袤的大地上，農民的生活曾經十分艱辛，靠天吃飯。如何提高水稻的育種品質？這是盧永根畢生研究的課題。

在黨林夕看來，水稻遺傳育種領域的理論性研究曾經很缺乏，基礎研究又很難出成果，盧永根卻選擇啃下這塊“硬骨頭”，在該領域取得了突破性進展，非常不易。

據他回憶，老校長盧永根常常像普通農民一樣，挽起褲腿，赤腳走在農田里，一步一個腳印地去尋找水稻的祖先“野生水稻”，跑遍了廣東、海南和江西。

野生稻的收集十分困難，要么在山區，要么在荒蕪的沼澤地，但盧永根從不放棄。有一次，已經70多歲高齡的盧永根帶隊去廣東清遠一座荒山采集野生稻，爬到半山腰，已是體力不支，但他仍堅持要上山，學生們只好連攙帶扶，架著他慢慢往上爬。山路崎嶇陡峭，好不容易才爬到山頂，學生們想讓他先歇一歇，他卻說：“找！趕緊找！”

幸運的是，最終找到了寶貴的野生稻。親眼見到野生稻的生長環境，疲憊不堪的盧永根異常激動。他俯下身緊緊握著稻穗對學生們說：“作為一個農業科學家，你必須把根深深扎在泥土里，一定要親自察看現場，不能遺漏一絲一毫的細節。”

就這樣，長期奮戰在農業科研一線的盧永根，在水稻的遺傳資源、經濟性狀遺傳、雄性不育遺傳、雜種不育性遺傳等研究領域都取得了豐碩成果。

在協助丁穎院士開展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研究期間，盧永根隨丁穎奔赴內蒙古、寧夏、甘肅、新疆、陜西、河北、山西、山東等地，考察了各地的水稻品種、性狀和栽培方法。丁穎病逝后，盧永根勇挑重擔，牽頭完成了后續研究工作。他保存下了丁穎生前收集的7000多份稻種，后來逐漸擴充到1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成為我國水稻種質資源收集、保護、研究和利用的重要寶庫之一。

1978年，盧永根主持完成了《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一書，成為我國水稻育種工作者最重要的參考書。他所提出的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創新學術觀點，被業界認為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近年來，他還帶領研究團隊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為我國糧食安全作出了重要貢獻。

盧永根不僅是科學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

1983年，盧永根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1984年更名為華南農業大學），開啟了近12年的校長生涯。期間，他借助從國外學習的經驗，大刀闊斧地改革，推動了華農的跨越式發展。

華農原校辦主任盧吉祥回憶，擔任校長期間，盧永根頂住壓力，破格晉升了“華農八大金剛”，打開了華農人才培養的新通道。

1987年，華農的人事改革成為全國關注焦點：破格晉升8名中青年學術骨干，其中5人更是直接由助教破格晉升為副教授，破解了人才斷層困局，打破了論資排輩風氣。如今，這些當年被破格晉升的青年才俊，已成長為政界、學界的優秀人才，包括全國政協副主席羅富和、中國工程院院士羅錫文、抗擊非典和禽流感戰役中的科研英雄辛朝安、華南農業大學原校長駱世明等。

“在那些難以被人看見的日日夜夜，他逐步為學校的長遠發展鋪就了道路。”駱世明深有感觸地說。

滿室舊物慷慨捐資

在少年時缺衣少食的逃難生活中，盧永根曾接到父親特意捎來的親筆家訓：“身勞苦學”“既買鋤頭又買書，田可耕兮書可讀，半為儒者半為農”，這些家訓他終生銘記。他不在乎名，不在乎利，但求這一生有意義。

2017年3月，盧永根撐著孱弱病軀和夫人將畢生積蓄8809446.44元全部轉入華南農業大學賬戶，設立教育基金。他叮囑，“這筆捐款要用于獎勵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嘉獎忠誠于教學科研的教師，資助農業領域國內外著名科學家前來講學交流”。

“10多個存折，每筆轉賬都需要輸密碼、簽名，前后足足花了1個半小時。然而他們做出這個捐贈決定究竟考慮了多久？我可以告訴大家，這一切僅發生在幾秒鐘之內。”黨林夕在事跡報告會上動情地說，當時，盧院士病重，與夫人商量后事安排時，他就說了一個字：“捐！”夫人馬上懂了，立刻說：“我也是這么想的。”那一年，盧永根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之一。

慷慨捐贈的背后，是近乎苛刻地節約，以至于讓他獲得了“布衣院士”的稱號。

盧永根的同事回憶，他的家中一直在使用上世紀80年代的舊沙發、舊鐵架床、舊電視，雖年事漸高，卻一直住在沒有電梯的五樓居室。入院治療前，他幾乎每天最早趕到辦公室，忙碌地做科研、回郵件。到了中午，他拎著一個鐵飯盒去學校飯堂，和學生們一起排隊打飯，再慢慢地將飯菜吃干凈。和水稻打了一輩子交道，盧永根總會善意提醒那些浪費飯菜的學生，“多少棵水稻才能長成一碗米飯”？

晴天，他戴著遮陽帽、背著挎包，在蔥郁的校道上安然地等公交車；雨天，他卷起褲腿，蹚著雨水往家走……他成了校園中的一道風景線，讓人難以忘懷。

正是這道樸實的風景線，給予了很多人希望。黨林夕說，一直以來，盧永根都通過各種途徑去幫助困難學生，幫他們改變命運。看到學生劉向東有機會去香港進修，但因經濟困難而顧慮重重，盧永根便借錢給他，并提供行李箱等用品，鼓勵他學有所成，報效祖國。他甚至把廣州花都祖輩傳下來的兩家商鋪贈予當地小學作教育基金，至今，該基金已資助師生近300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