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走了，不帶走一片云彩；

他走了，留下一片赤誠、無限感動。

“盧永根……”追思中，一聲輕喚，讓人淚流滾燙、心潮難平。

有一種信仰，叫赤誠報國；有一種大愛，叫“布衣院士”。

這是盧永根院士（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華南農業大學供圖）

唯物主義者“最后的貢獻”

“黨培養了我，將個人財產還給國家，是作最后的貢獻。”——盧永根

2019年8月12日凌晨，89歲的盧永根院士因病辭世。按照他和家屬意見，不舉行任何遺體告別儀式；遺體無償捐獻給醫學科研和醫學教育事業。

這是他作為院士的“最后一次科普”；這是他作為唯物主義者的“最后的一次貢獻”。

盧永根去世后的第4天，他的老伴、華南農大離休教授徐雪賓將一個信封鄭重交給華南農大原黨委書記李大勝：“這是阿盧的特殊黨費，希望組織能夠接受。”

住院的日子，盧永根夫婦堅持著每天清晨收聽廣播、每晚看《新聞聯播》的習慣。夫人每天為盧永根讀報。

“2017年4月17日，盧永根希望學院把教育基金的管理實施辦法制定好”；

“2017年9月27日，組織支部學習黃大年的先進事跡”；

“2017年10月20日。盧永根在病房全程觀看了十九大開幕直播，他表示，總書記的報告讓他這位老黨員熱血沸騰，備受鼓舞。”

……

這是盧永根參加所在黨支部組織生活記錄。

黨的十九大召開當天，盧永根身體非常虛弱，躺在床上，插著氧氣管，仍然堅持全程聽完十九大報告，并參與隨后的學習、討論。

“盧永根詮釋了黨性的力量。”華南農大黨委副書記鐘仰進說。

這是盧永根院士（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華南農業大學供圖）

“布衣院士”的“窮”與慷慨

“多干一點，少拿一點，腰板硬一點，說話響一點。”——盧永根

2017年3月，盧永根以夫妻的名義將畢生積蓄880萬元人民幣捐贈給華南農大，成立教育基金，用于獎勵品學兼優的貧困學生及優秀青年教師，資助、邀請農業領域國內外著名科學家來校講座。這是當時華南農大建校以來最大的一筆個人捐款。

2014年，他還說服哥哥，將老家兩間兄弟共有的祖屋，以他們父母的名義捐給了廣州花都區羅洞村的小學。

年輕時的盧永根在試驗田里（資料照片）。 新華社發（華南農業大學供圖）

在盧永根夫婦慷慨捐贈的背后，是無法想象的節儉。

退休后，夫妻倆出行坐公交，吃飯在食堂。平日里，人們總能見到這位老校長、老院士端著一個半舊飯盒，靜靜地與學生們一起排隊打飯。

院士家中的擺設，還停留在20世紀80年代：破舊的木沙發、老式電視；鐵架子床銹跡斑斑，掛帳子用的竹竿，一頭綁著繩子，一頭用釘子固定在墻上；幾張還在使用的椅子，用鐵絲綁了又綁……

華南農大農學院原黨委書記張展基一直記得，一次，他打著雨傘走出校門，突然看到盧永根校長一手拎著包、一手提著皮鞋冒雨往學校里跑。后來才知道，盧永根的皮鞋是出國或特殊場合才穿的，那天他在省里開完會回校，正趕上下雨，他生怕皮鞋沾水弄壞，于是有了拎著鞋赤腳奔跑的一幕。

有一年，農學院給參加運動會的教工發了一套運動服和運動鞋，竟然成為盧永根日常生活的“標配”。那雙運動鞋，他穿到脫膠、掉線，去修鞋攤補了幾回，繼續穿，實在不能再穿了才扔掉。他說：“沒到用光用爛還能用，物要盡其用。”

“公家的錢，能省就省。”華南農大農學院教授劉向東回憶，盧永根特別嚴于律己。

2003年，盧永根參加在南昌舉行的全國野生稻大會，會后繼續去沈陽出差。為了節省住宿費和時間，已是70多歲的他選擇坐夜行火車到北京，再換乘飛機到沈陽……

盧永根（中）在水稻試驗地指導博士研究生（資料照片）。新華社發（華南農業大學供圖）

科學家的愛與奉獻

“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要把國家和人民的需要作為自己工作的動力。”——盧永根

雙休日和假期照常工作，早已成為盧永根實驗室的不成文規矩。

盧永根表示，既然選擇了教師的職業，就無怨無悔，從來沒有想過改行。

曾經有一個時期，教師的社會地位不高，生活待遇也較低，有些教師心情浮動。

盧永根說：“不為五斗米折腰，才是真正的科學家。”

1987年，上級擬將擔任華南農學院院長的盧永根調到北京，任中國農業科學院院長兼黨組書記，享受副部級待遇。但盧永根懇切推辭，因為他舍不得離開水稻研究事業。

盧永根是中國著名稻作科學家丁穎院士的學生。1961年，中央決定為老專家配備科研助手，丁穎院士選擇了盧永根。直到1964年10月丁穎在北京逝世，盧永根一直在他身邊工作，跟隨老師跑遍了全國的稻區。

盧永根（后排右一）在室內指導學生（資料照片）。新華社發（華南農業大學供圖）

丁穎淡泊名利，勤懇敬業，生活儉樸，學農愛農。這些優秀的品質，深深地影響了盧永根。同時，年輕的盧永根身上共產黨員的可貴品格也影響著丁穎，晚年的丁穎，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盧永根一生從事稻種種質資源收集、保護與創新利用以及水稻遺傳學和細胞生物學等基礎性研究工作, 取得一系列重要成果。

他曾協助中國科學院院士丁穎開展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研究，丁穎去世后，盧永根主持總結該項工作并參加撰寫《中國水稻品種的光溫生態》，獲1978年全國科學大會獎；在水稻遺傳資源、水稻半矮生性、雄性不育性、雜種不育性與親和性等方面的遺傳研究，取得了很大進展；他提出水稻“特異親和基因”的新學術觀點以及應用“特異親和基因”克服秈粳亞種間不育性的設想，被業界認為是對栽培稻雜種不育性和親和性比較完整和系統的新認識，在理論上有所創新，對水稻育種實踐具有指導意義。

盧永根還帶著學生，悉心保護著1萬多份水稻種質資源并加以研究。如今，華南農業大學已成為我國稻種資源的寶庫。

2001年，聽說在廣東佛岡縣的一處山頂上長有野生稻。盧永根不顧年邁，帶學生去尋找。山上沒有路，布滿荊棘。到了半山腰，盧永根已經體力不支，但他堅持要去現場，學生們只好架著他爬到山頂。

直到70多歲，盧永根還帶著學生翻山越嶺，到處尋找野生稻種。

有一張當年拍的現場照片，盧永根一手拄拐，一手扶著樹，在野生稻旁笑得格外燦爛。

近些年，盧永根研究團隊共選育出作物新品種33個，其中水稻25個，大豆5個，甜玉米3個；培育水稻不育系3個。這些品種在華南地區累計推廣面積達1000萬畝以上，新增產值15億多元，創造了巨大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盧永根在病房里與學校師生交流（2018年5月4日攝）。新華社記者劉宏宇攝

“香港仔”的“中國心”

“日本侵華戰爭的現實教育了我，使我覺醒到當亡國奴的悲慘。我是炎黃子孫，要為自己的祖國復興效力。”——盧永根

盧永根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仔”。1930年，他出生在香港一個中產階級家庭，從小接受西式教育。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日寇攻占香港。他親眼看到日本侵略者的兇殘，體味到淪為亡國奴的苦楚，民族自尊心油然而生。因香港戰亂，盧永根回到廣東省花縣老家避難。在家鄉逃難的兩年時間里，盧永根加深了對中國農村的了解和認識。

回到香港后，盧永根轉入新開辦的香港培僑中學。這是一所愛國的進步學校，愛國和民族思想活躍。3年培僑中學的學習，成為盧永根走上革命道路的起點。

1949年8月，香港。盧永根舉起右拳，面向北方，莊嚴宣誓加入中共地下黨。

根據黨組織的安排，剛入黨的盧永根進入廣州嶺南大學讀書，領導地下學聯做好迎接廣州解放的工作。1953年，盧永根從華南農學院農學系畢業并留校工作，從此扎根內地，畢其一生研究水稻。

“一名真正的科學家，必須是一名忠誠的愛國主義者。”1994年，盧永根在一封公開信中這樣說。他指出，連為養育自己的國家和民族服務都不愿意，還奢談什么為全人類服務？

盧永根曾3次赴美探親訪學，美國的親人竭力說服他留下來，但被他堅決拒絕。

華南農大紅滿堂草坪，35年前的一個夜晚，盧永根曾在這里作過“把青春獻給社會主義祖國”的主題演講，讓學生們終生難忘。

“我的發言，如果能像一束小火花一樣，點燃你們心中的愛國主義火焰，迸發出熱情，為振興中華而奮斗，正是我所熱切期待的。”盧永根說。

（新華社廣州11月13日電 記者劉大江、劉宏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