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進步學生到愛國記者，再到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在南湖之畔，25歲的陳潭秋完成了人生中最完美的嬗變，并由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從建黨到犧牲，陳潭秋歷任華中、東南、華北、東北、華南和西北黨的負責人。1945年中共七大召開時，代表們因不知其犧牲噩耗，仍選他為中央委員，其功績始終為黨內同志懷念。

　　在國家公祭日之際，讓我們一起回顧這位中國共產黨的早期戰士為中國革命作出的貢獻。

　　成長于五四風云

　　董必武第一次見到陳潭秋是在五四時期，他這樣回憶這位小自己10歲的湖北老鄉：“我第一次見到潭秋是一九一九年夏天�！�…剛從國立武昌高等師范英語部畢業的潭秋來上海參觀，經他同班同學倪側天的介紹，我們見了面。由于志同道合，我們一見如故。在上海期間相互交流學習馬克思主義的心得，暢談改造中國和世界的抱負，同時商定用辦報紙、辦學校的方式傳播馬克思主義，開展革命活動�！�

　　陳潭秋原名陳澄，1896年1月4日出生于湖北黃岡縣陳宅樓（后改名陳策樓）。他的祖父曾是清末舉人，終生在鄉間教書；他的父親是個農民，一生守田躬耕。他在兄弟姐妹10人（8男2女）中排行第七。盡管父輩家道中落，但還有能力供他上新式小學。

　　1914年，陳潭秋進入武昌中華大學補習。1916年，又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武漢大學前身）英語部。

　　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陳潭秋帶領英語部同學參加了5月18日、6月1日與6日武漢學生聯合會組織的上街示威活動。5月18日下午1時半，武漢各校學生走上街頭，其中武昌高師的200余人走在最前面。陳潭秋帶領學生沿途散發惲代英起草的《嗚呼青島》《四年五月七日之事》等愛國傳單，呼喊愛國口號，發表激勵人心的演說。演講時，陳潭秋在臺上慷慨陳詞，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罪行和北洋軍閥的賣國行徑，臺下各界聽眾潸然淚下，怒火滿腔。

　　6月1日的游行示威活動遭到軍閥王占元的血腥鎮壓，釀成“六一慘案”。武漢學生聯合會于4日通電全國，揭露反動軍閥的暴行，同時決定派代表赴上海參加全國學聯成立大會。

　　這年夏天，武漢學生參觀團前往上海，陳潭秋是成員之一。全國學聯成立大會閉幕后，陳潭秋沒有同學生代表一起返回武漢，而是決定留在上海作進一步深入的考察。從上海工人所體現出的堅定斗爭性和團結精神及其所產生的巨大影響中，陳潭秋隱約感到了一股強大的新生力量在涌動，朦朧地看到了中國革命的希望，由此也開始了他一生最偉大的轉變。陳潭秋的同班同學王安庭曾回憶說：“我與他都在英語部，平日比較接近。我是黃岡縣團風人，暑假他常到我家玩�！�…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時期，才看出他很激進。……我們是去參觀南京、上海的學校，等到上海罷工、罷市時，我們才回來，是五四后去的，時間不長�；貋砗�，學校怕學生鬧事，就很快地叫我們畢業了�！�

　　8月，陳潭秋一回到武漢，即邀集林育南、蕭人鵠、劉藝祖等黃岡同鄉，帶著傳單和演出道具回到家鄉宣講革命，演出自編小話劇，播撒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火種。

　　創建武漢早期黨組織

　　董必武返回武漢后，陳潭秋立即從家鄉趕來與他見面，商討如何鼓吹革命、喚起民眾。董必武主張先辦普通中等學校的想法得到陳潭秋的贊同，陳潭秋在參加籌建學校的同時，還擔任《大江報》《漢口新聞報》記者及湖北人民通訊社的記者，進一步加強與進步青年的聯系。

　　1920年3月，私立武漢中學在武昌涵三宮街南面小巷的前清支郡師范甲丙堂舊址正式開學。陳潭秋擔任英語教師，協助董必武主持校務，是武漢中學的實際負責人之一。為便于輔導學生，陳潭秋住在學校里，與學生生活在一起，引導他們閱讀進步書刊，提高學生的思想覺悟。陳潭秋對進步學生說：“不懂得馬克思列寧主義，不懂得十月革命，就等于是聾子、瞎子，找不到路�！�

　　為鍛煉學生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在陳潭秋的倡議和指導下，武漢中學成立了學生會，創辦了《武漢中學周刊》，自編《武漢問答》，宣傳進步思想，還舉辦過反對帝國主義專號。

　　為了使馬克思列寧主義與中國的工人運動相結合，董必武、陳潭秋等發起組織了新教育社，成立了湖北職業教育研究社和湖北平民教育促進會，辦起了勞工學校、女子補習學校、識字班，平民學校、農民夜校等，創刊《新教育》，傳播文化知識，宣傳革命道理，走上了與工農群眾相結合的道路。

　　武漢共產主義小組成立后，董必武、陳潭秋等又組織了馬克思學說研究會，黃負生、劉子通、施洋等都參加了這個研究會，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相繼加入了共產黨。與此同時，董必武和陳潭秋又以武漢中學進步學生為骨干，于1920年11月7日成立了半公開的“武昌社會主義青年團”，吸收了大中學校的先進青年18人參加，由陳潭秋分管團的工作。

　　在陳潭秋與董必武等的努力下，武漢中學團結了一批進步教員，培養了一批革命青年。陳潭秋還在武漢的大中學校建立讀書會，組織師生閱讀《新青年》《共產黨宣言》等書刊，傳播馬克思主義。

　　領導女師學潮

　　一大閉幕后，董必武、陳潭秋回到武漢。中共武漢地區臨時工作委員會成立，陳潭秋分管組織工作。9月，任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武漢分部負責人。根據黨的決定，同年冬正式成立中國共產黨武漢區執行委員會——包惠僧任書記，3名委員中董必武負責財務，陳潭秋負責組織，黃負生負責宣傳，下轄武昌、漢口、江岸、徐家棚等幾個支部，區委會機關設在武昌黃土坡下街27號。在董必武、陳潭秋等的有力領導下，湖北省的黨組織迅速發展壯大，到大革命時期，成為中共黨員最多的省份。

　　當時，陳潭秋曾以教師身份為掩護，任教于湖北女子師范學校，這位“麻辣教師”發動學生反封建、剪短發、讀新書，并教育學生：斗爭要講策略，行動要有步驟、有計劃，要爭取大多數同學。在尋找到革命信仰的這一年，陳潭秋也在革命中邂逅了自己的愛情，“女師學潮”中的骨干徐全直（湖北沔陽人）加入了共產黨，以她的堅強、勇敢深深吸引了陳潭秋——不久，二人結為革命伴侶。后來，徐全直曾任中共江西省委婦女部部長、中共江蘇省委機關交通員等職。

　　為了沖破湖北教育界封建守舊派對馬克思主義新思想的禁錮，陳潭秋領導了震驚武漢三鎮的女師學潮，斗爭持續了8個月之久，終于迫使當局解除了反動守舊的校長之職。在女師學潮的影響下，湖北省立一師、武昌高等師范等校學生趕走了代表舊勢力、阻礙新潮流的校長，蕩滌了湖北教育界彌漫一時、令人窒息的腐朽之氣，引來一股清新的春風。

　　1922年秋，武昌高等師范附小高小五年級來了位級任導師。來者濃眉大眼，滿面春風，又透出一股正氣，一見面就讓人覺得可敬可親。來者就是陳潭秋。他在擔任教師公職的同時，領導著湖北地區黨的工作。他的活動基點，就設在武昌高師附小內。他以學校教師為職業掩護，一面領導湖北地區黨的工作，一面傳播革命思想，發現并培養革命青年。

　　董必武曾回憶說：“潭秋一參加黨就拼命干。湖北黨的工作主要是他負責。他以教書作為公開職業，秘密從事黨的工作。他除在武漢中學任教外，還在高師附小教書，并在很長一段時間是住在那里，所以武昌高師附小有一個時期簡直成了湖北革命運動的指揮機關。”

　　講歷史課時，陳潭秋講不要僅從歷代帝王的更迭來看待歷史的演變，而要從經濟生產的發展和社會制度的變遷來考察歷史。他給大家講解社會發展史，告訴學生一種新的社會制度取代舊的社會制度是社會發展的必然規律。他知識廣博，口才又好，深入淺出地講的革命道理和社會知識，讓學生在不知不覺間接受了馬克思主義的基本思想。

　　領導京漢鐵路大罷工

　　“二七”大罷工的烈士林祥謙的事跡天下傳揚，而指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正是陳潭秋。1922年以后，陳潭秋以記者身份經常深入工廠和京漢鐵路，調查疾苦，并辦工人識字班，寫過《漢口苦力狀況》《武漢五局工人狀況》等調查報告，發表在《新青年》等刊物上。

　　當時剛剛由包惠僧介紹入黨的工人項德龍（后改名項英）向他匯報，說江岸機器廠有一個青年工人林祥謙在同伴中好打抱不平，威信很高。于是，陳潭秋便約他見面。

　　出身貧苦的林祥謙當時在社會上一直被人看不起，想不到一個大學畢業的記者能來見自己，還主動提出交朋友，很是感動。陳潭秋便經常與他促膝談心，從工人為什么受壓迫談起，直講到只有實行共產主義才是最后解放之路。林祥謙有了階級覺悟后，要求加入黨組織，并和項德龍等出面組織建立工人俱樂部，并擔任江岸分工會委員長。

　　1923年2月1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在鄭州召開，陳潭秋代表黨組織以新聞記者的身份隨武漢代表團前往鄭州，參加成立大會。由于軍閥吳佩孚的阻撓和破壞，京漢鐵路總工會移至武漢江岸辦公。2日，武漢區委召開緊急會議，聽取了陳潭秋的情況匯報，決定派陳潭秋參與領導和協助京漢鐵路總工會臨時辦公處的工作。

　　4日，震驚中外的京漢鐵路大罷工開始了。按照總工會的布置，鄭州、江岸、長辛店分別于9點、10點、11點宣布罷工。長達1200余公里的京漢鐵路，3小時內，3萬工人一致實行全路總同盟罷工。陳潭秋等發動武漢的工團、大中學校學生以及新聞界、婦女界聲援罷工斗爭，并于6日在江岸召開萬人大會，會后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

　　隨后，軍閥吳佩孚派兵鎮壓，林祥謙被捕后拒絕下復工命令而遭殺害。在軍隊包圍江岸工人俱樂部，外面槍聲大作時，組織者之一的陳潭秋讓其他同志轉移，自己率幾個工人堅持到深夜才撤離�！岸�七”斗爭雖然失敗，但史冊上留下了他們的姓名。事后，陳潭秋遭通緝，轉赴安源，同李立三、劉少奇等一起領導工人運動，分管宣傳和青年團工作，先后當選為青年團安源地委委員和委員長。

　　6月，陳潭秋出席了在廣州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會上作了關于“二七慘案”的報告，對這次斗爭的經驗和教訓進行了全面的總結。

　　會后，陳潭秋返回安源，一如既往地重視對工人及其子女的教育，為安源工人運動培養了一批骨干。

　　“傷痕是戰士最光榮的勛章”

　　1935年以后，陳潭秋無論走到上海、莫斯科、新疆，與他見面的人都會發現其右耳缺損了一塊。在血與火的年代里，人稱“傷痕是戰士最光榮的勛章”。據有些老同志回憶，他們與陳潭秋第一次見面，看到他頭部的傷殘便馬上肅然起敬，知道這是一位彈雨中沖殺出來的老戰士。

　　陳潭秋作戰負傷，是在1935年2月從閩西突圍的途中。紅軍長征后他留在江西瑞金，面對國民黨軍日益緊縮的合圍圈，一再主張盡快分散以開展游擊戰爭。中央分局書記項英經過一段遲疑后終于同意，陳潭秋便與譚震林帶一個加強營翻越武夷山西進。一路上連遭敵正規軍和民團的截擊，在上杭附近被包圍。此時營長犧牲，陳潭秋便揮槍指揮戰斗，被一顆子彈打中右耳，滾下懸崖時又摔傷了頭部。經20天且戰且走，才到達閩西的永定境內，帶傷與譚震林、鄧子恢一起組織游擊戰爭。

　　一天拂曉，他們的駐地被敵“清剿”隊包圍。陳潭秋主動要求帶領一個警衛班掩護，讓其他領導人率大部隊沖出去。突圍開始后，他先舉槍連續開火，把敵人的注意力吸引過來。待大部隊脫險后，陳潭秋才率身邊的戰士突圍，結果這一個班在山邊全部犧牲，他自己躲進一個山洞才幸免。

　　隨后，他在當地群眾掩護下找到閩西黨的負責人，并轉往上海治傷。8月，赴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會后入莫斯科列寧學院研究班學習，并參加中國共產黨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

　　“特殊”的七屆中央委員

　　1939年5月，化名徐杰的陳潭秋奉命回國，在新疆接替鄧發擔任中共中央駐新疆代表和八路軍駐新疆辦事處負責人。他和毛澤民、林基路等共產黨員一起，正確執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團結新疆各族人民，同新疆軍閥盛世才進行了有理有利有節的斗爭。

　　1942年夏，新疆軍閥盛世才勾結蔣介石，撕下了“擁共”的虛偽面具，推行白色恐怖。中央同意在新疆工作的共產黨員全部撤離，陳潭秋把自己列入最后一批。大家讓陳潭秋第一批走，他卻說：“我是這里的領導人，只要還有一個同志沒有撤離，我就決不能走！我先走，就等于是戰場上的逃兵！”老部下鄭瑛離開時，陳潭秋將伴隨他3年的毛毯送給了她，并懇切叮囑：“我把這床蘇聯朋友送我的毛毯轉送給你，一路上擋擋風、保保暖，祝你順利到達延安。”然而，這一分別竟成了他與鄭瑛的永訣。如今，這床特殊的毛毯珍藏在陳潭秋故居的紀念館。

　　9月17日，盛世才派軍警特務以“請客”為名將陳潭秋、毛澤民等5人軟禁起來。隨后，重慶派來的國民黨特務和新疆軍閥盛世才的打手連續數十天對陳潭秋施以重刑，抽皮鞭、壓大杠、灌辣椒水、坐“坦克”、站火炭，同時采用“車輪戰術”，不分晝夜對他審訊。他們一會兒把他拖進極冷的深堂受凍，一會兒又把他推進火房烘烤，然而這一切酷刑都沒能令陳潭秋屈服。

　　1943年9月27日深夜，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黑夜濃稠如墨。盛世才為諂媚于蔣介石，將陳潭秋秘密處決。為防止槍聲驚動四周，劊子手在迪化第二監獄用棍棒打昏他，殘忍地用麻繩將他活活勒死，再拍下照片交前來聯絡的宋美齡帶回重慶。

　　1945年6月9日，中共七大在延安選舉中央委員會。選出44名中央委員，排名以選票多寡為序：毛澤東、朱德、劉少奇、周恩來、任弼時、林祖涵（注：林伯渠）、林彪、董必武、陳云、徐向前、關向應、陳潭秋……已不在人世的陳潭秋名列第12位。

　　陳潭秋這位特殊的七大中央委員雖無緣見證中共七大召開的盛況，無緣參與七大黨章的制定，但他用自己的生命給什么是共產黨員作了最生動的詮釋。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陳潭秋的遺骨被安葬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烏魯木齊市南郊烈士陵園。董必武題寫了墓碑“陳潭秋烈士之墓”。2009年9月，陳潭秋被評為“100位為新中國成立作出突出貢獻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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