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曾動情地說：“我是總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啊，管不好，怎么向黨、向人民交代！”他日理萬機，歸根結底，就是要努力使國家繁榮富強、人民富裕幸福，早日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作為開國總理，他在26年的總理生涯中為探索這條道路而夙夜吐哺、殫精竭慮、勵精圖治。周恩來參與運籌帷幄，艱辛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為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和實踐奠定了堅實基礎。

　　協助毛澤東領導和指揮抗美援朝戰爭取得勝利，為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了和平的國際環境

　　抗美援朝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進行的第一場大規模國際性局部戰爭，前線司令員是彭德懷，最高統帥是毛澤東，周恩來是協助毛澤東運籌這場戰爭的主要助手。就他作為中央軍委副主席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身份而言，就他參與領導這場戰爭所耗費的精力而言，就他經歷這場戰爭全過程的各個階段和各方面工作而言，除了毛澤東外，付出最多和作出貢獻最大的就數周恩來了。從決策入朝作戰到指導停戰和談，從指揮外交斗爭到協調后勤保障，從1950年7月主持籌建作為中國人民志愿軍前身的東北邊防軍到1958年春開始安排志愿軍分批凱旋回國，周恩來實際上發揮著指導抗美援朝戰爭全過程的“副帥”作用。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向世界宣告，西方侵略者幾百年來只要在東方一個海岸上架起幾尊大炮就可霸占一個國家的時代一去不復返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具備了安全的外部環境保障。

　　主持編制“一五”計劃，團結帶領全國人民揭開大規模建設現代化的帷幕

　　在國民經濟全面恢復的基礎上，從1953年始，我國進行大規模建設，向國家工業化目標進軍。在抗美援朝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后，周恩來就把主要精力投入到主持編制和實施為新中國工業化奠基的“一五”計劃之中。他兩次率代表團赴蘇商談“一五”計劃建設項目，與蘇聯領導人斯大林等會談多次。經過逐項研究，中蘇兩國簽訂了《關于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政府援助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發展中國國民經濟的協定》。根據黨中央提出的優先發展重工業的戰略決策，“一五”計劃的指導方針是集中主要力量發展重工業，建立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的初步基礎，相應發展其他產業和培養建設人才，在大力發展生產的基礎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水平。他在黨的八大作執行“一五”計劃基本情況的報告，從基本建設、工農業生產等八個方面論列了“一五”計劃的偉大成就，指出“一五”計劃的執行和超額提前完成，將使國民經濟發生深刻變化，表明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在我國初步建立起來了。“一五”期間取得的工業生產成就，遠遠超過了舊中國100年成就的總和；工業增長速度同世界發達國家相比，也是名列前茅的。從我國的實際情況看，在轉變為社會主義和建設社會主義初期，制定和實施“一五”計劃對于我國走向中國式的現代化起了不可替代的奠基作用。

　　積極推進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轉變，為推進中國式的現代化奠定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新中國成立之初，周恩來就指出，新民主主義是一個過渡性質的階段，一定要向更高級的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發展。1953年毛澤東提出過渡時期的總路線。周恩來在全國財經會議上正式宣布：此后開始實行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在進行國家工業化建設的同時，著手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周恩來闡釋和宣傳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推進“三大改造”，特別強調這三點：一是不采取激烈的突然變革的辦法，而采取溫和的逐步過渡的辦法，即和平轉變。二是對農業、手工業和私營工商業進行改造，需要有不同的形式，即農業和手工業走從初級到高級的合作化道路，對私營工商業實行國家資本主義。三是社會主義改造將使我國經濟發生根本變革，這場由人民民主政權實行的革命，將使剝削階級不復存在，人人都成為勞動者。經過三年多時間，社會主義改造任務提前完成。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上指出：“由于社會主義改造事業的勝利，社會主義經濟已經在我國占據了絕對的統治地位。”黨的八大決議鄭重宣布：“社會主義的社會制度在我國已經基本上建立起來了。”這就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有了堅實的制度基礎。

　　提出初始的“四個現代化”，這成為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早雛形

　　1954年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首次提出四個現代化思想，即要“建設起強大的現代化的工業、現代化的農業、現代化的交通運輸業和現代化的國防”。否則，“我們就不能擺脫落后和貧困，我們的革命就不能達到目的”。這是黨對四個現代化的初始表述。這一表述與當時開展的大規模經濟建設和宣傳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有關。周恩來主持制定的“一五”計劃的指導方針已經提出了國家工業化和國防現代化，同時對農業和交通運輸業等也有明確要求，并且將農業和交通運輸業擺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大規模經濟建設的開展和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提出，使農業的基礎地位和交通運輸業的命脈作用更加凸顯，從而強化了農業和交通運輸業也要現代化的認識。這是周恩來代表黨提出上述四個現代化的一個重要考量。這初始的“四個現代化”已載入八大黨章，它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最早雛形。

　　主持編制“二五”計劃，為探索現代化建設道路的正確方向提供了范例

　　1956年周恩來在黨的八大上的報告，主要講黨中央關于“二五”計劃的建議。報告突出這樣五個問題：一是明確社會主義工業化的基本要求就是在大約三個五年計劃時間內基本建成一個完整的工業體系。這樣的工業體系，既能夠滿足我國擴大再生產和國民經濟技術改造的需要，也能夠適當滿足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需要。二是“二五”計劃的指導方針是強調國民經濟各部門和各方面按比例、互相協調發展，妥善安排重工業和輕工業之間，工農業生產和運輸、商品流轉之間，經濟建設和文化建設之間，國家建設和人民生活之間等多種關系，以便把一切積極因素和有用力量都組織到建設社會主義的偉大事業中來。三是強調基本建設規模和工農業的發展速度是積極而又穩妥可靠的，鋼、煤、糧、棉等主要指標既有較大增長又留有一定余地；國家建設規模大小，主要決定于可能積累多少資金和如何分配資金。四是強調生產力的分布，既要適當分散又要互相配合，反對過分集中和互不聯系的兩種偏向；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要結合好。五是強調更好地利用價值規律，活躍市場流通，在國家統一市場的主導下有計劃地組織一部分自由市場；對所有商品實行按質分等論價辦法，從而對國家統一市場起有益的補充作用。這個報告的指導思想盡管在1958年“大躍進”運動時受到過批評，但毛澤東在發現“大躍進”運動的指標過高、經濟關系比例失衡等錯誤后，在1960年的《十年總結》講話中贊賞道：“一九五六年周恩來同志主持制定的第二個五年計劃，大部分指標，如鋼等，替我們留了三年余地，多么好呵！”這實際上是為周恩來恢復名譽。“二五”計劃強調的妥善處理上述多重關系，是我國現代化建設必須遵循的基本原則，具有長遠指導意義。

　　提出國民經濟調整“八字方針”，為探索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提供了極其寶貴的歷史經驗

　　主要由于“大躍進”和“反右傾”運動的錯誤，再加上普遍發生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撕毀合同，我國經歷了1959年至1961年的嚴重困難時期，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1960年底，周恩來首次完整地提出“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對國民經濟進行大規模調整。他牽頭帶領有關部門提出許多特別舉措，經中央批準實施，包括解散農村食堂、調整農村政策和大量進口糧食等，首先解決糧食問題；隨后狠下決心，傷筋動骨砍基建，壓縮三千萬城鎮人口，以及調整政治關系和制定科教文政策等。黨中央與全國人民同甘共苦，共克時艱，勝利完成調整任務。三年特別困難時期變成三年特別艱苦奮斗時期，國民經濟得到比較順利的恢復和發展。這段探索中國現代化建設道路的刻骨銘心的歷史，對于堅持中國式現代化來說是歷史之鏡。

　　提出凝聚全國人民共同意志的“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這成為中國式現代化思想的歷史之源

　　四個現代化的初始內涵，隨著歷史的發展在不斷變化。1957年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將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工業、現代農業和現代科學文化的社會主義國家”；1959年至1960年初他又提出現代化的國防問題。這樣，1962年12月下旬，周恩來與有關部門研究第三個五年計劃時，提出了“實現農業、工業、科學文化和國防四個現代化”目標。1963年1月下旬，他又將“科學文化現代化”改為“科學技術現代化”，指出：“我們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工業現代化、國防現代化和科學技術現代化，把我們祖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強國，關鍵在于實現科學技術的現代化。”基于上述變化，1964年12月下旬，他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代表黨中央正式宣布：調整國民經濟的任務基本完成，工農業生產已全面高漲，“今后發展國民經濟的主要任務，總的說來，就是要在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現代農業、現代工業、現代國防和現代科學技術的社會主義強國，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為了實現這個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第三個五年計劃開始，我國的國民經濟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考慮：第一步，建立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是對“四個現代化”內涵的規范表述。這個戰略目標凝聚了近代以來先進的中國人特別是中國共產黨人夢寐以求的夙愿。它的提出對于從嚴重困難中走出來的中國人民是個莫大的鼓舞，成為引領中華民族艱苦奮斗、勵志圖強的巨大精神力量。這也是新時代提出中國式現代化思想的歷史之源。

　　四屆全國人大重申“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這是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思想的直接來源

　　1975年1月，周恩來抱病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作政府工作報告，重新確定三屆全國人大提出的“四個現代化”奮斗目標，指出：“我國國民經濟的發展，可以按兩步來設想：第一步，用十五年時間，即在一九八〇年以前，建成一個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第二步，在本世紀內，全面實現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現代化，使我國國民經濟走在世界的前列。”這個報告是先由他本人、后來在鄧小平主持下起草的。周恩來病重后，鄧小平主持起草時要求：文字力求簡潔，整個報告最后要落實到團結起來，為實現現代化而奮斗上。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正是在毛澤東、周恩來擘畫的上述社會主義現代化宏偉藍圖的基礎上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1979年10月初，鄧小平提出“中國式的現代化”理念，將“兩步走”發展戰略調整為“三步走”發展戰略。此后，現代化奮斗目標的內涵不斷豐富和發展，直至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二十大上提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初步構建起中國式現代化的理論體系。這是一脈相承的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我們必須繼續堅持，繼續豐富和發展其理論內涵和實踐樣態。

　　（作者為原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