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人小傳

戴逸（1926—2024年），歷史學家，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中國人民大學榮譽一級教授、清史研究所名譽所長。曾任第四、五屆中國史學會會長，第二屆國務院學科評議組歷史學科召集人，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等。著有《中國近代史稿》《乾隆帝及其時代》等，主編《簡明清史》《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等。

“清史是我理念之歸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這是歷史學家、清史泰斗戴逸的深情告白，也是他畢生學術道路的真實寫照。

“逆向回溯”，緣定清史

戴逸治學，是沿著“逆向回溯”的路徑進行的，即從中國革命史上溯到中國近代史，最終定格在清史。這一獨特的治學路徑，與他的人生際遇和工作經歷密切相關。戴逸1926年出生于江蘇常熟，自幼酷愛文史，1946年考入北京大學史學系，走上歷史學習和研究的道路。1948年因參加學生運動遭到國民黨政府通緝，在黨組織的安排下奔赴解放區，進入華北大學學習，結業后留校，在歷史學家胡華的領導下從事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華北大學進京，并在此基礎上組建中國人民大學。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中國人民大學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

新中國成立初期，從事中國近代史教學和研究的人才極為缺乏。由于工作需要，戴逸承擔了中國近代史的教學任務。他夜以繼日地閱讀史料，思考問題，通過幾年的教學實踐，對中國近代歷史有了系統、深入的了解，也形成了一些新觀點，由此萌生了編寫一本中國近代史的想法。繁重的教學工作之余，戴逸筆耕不輟，1958年，《中國近代史稿》（第一卷）問世，其新穎的論點、嚴密的論證、流暢的敘述贏得了學界和讀者的贊譽。

“文革”期間，戴逸因主要執筆的《論“清官”》一文受到批判，下放到江西余江“五七”干校勞動，直到1973年回到北京。時值中國和蘇聯兩國邊境發生沖突之后不久，在邊界問題談判中，涉及兩國邊界爭議諸多歷史問題。戴逸受有關部門委托，研究清代歷史上的中俄關系。他廣泛搜集檔案、日記等第一手資料，撰成《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以嚴謹的考證，厘清了康熙年間中俄雙方簽訂《尼布楚條約》的史實，為當時中國政府處理中蘇邊境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文革”結束后，鑒于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研究是學術界的薄弱環節，許多空白亟需填補。戴逸首倡并主持編寫《簡明清史》，他大量閱讀歷史資料，梳理清代歷史的發展脈絡，思考其中的重要問題，認真審閱全部書稿，甚至逐章、逐節、逐句、逐字重新寫定。該書問世后在學術界產生了極大影響。

自此而后，戴逸便一直在清史園地辛勤耕耘，廣泛開拓清史研究領域，大力推進清史研究。在他看來，清朝處在從傳統社會向近代社會開始過渡的重要時期，時間跨度很長，距離現在最近。因此，要了解和掌握中國的國情，就要對清朝的歷史有全面、深入的了解。正是緣于這一理念、這份執著，戴逸甘愿以清史為職志，數十年如一日，“寢于斯，食于斯，學于斯，行于斯”，把自己的全部心血都獻給了清史事業。

“把清史作為一個整體來研究”

長期以來，在現行的學科體系之下，清史被切割為兩段，以鴉片戰爭為界，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歸屬于中國古代史，鴉片戰爭以后的歷史則稱為中國近代史。改革開放之前，前半段鴉片戰爭以前的清史特別不受重視，研究成果寥寥無幾。后半段即1840年以后的歷史極受重視，但研究主要關注的是反帝反封建的重大事件，實際上是從革命史的角度研究這80年的歷史，而不是從清王朝的角度研究清史。戴逸敏銳地察覺到了這一問題，早在改革開放初期，他就大力倡導“把近300年的清代歷史當作完整的研究對象”，他說：“清史是指清朝統治時期的整個中國史。它的范圍，從縱的方面說，應包括清朝興起、發展和衰亡的全過程；從橫的方面說，應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民族、思想文化等各個方面。它的起訖時間，從1644年清朝入關、建立全國統治，經過康雍乾盛世以及鴉片戰爭后的衰落，直至辛亥革命、清朝滅亡為止，共268年。如果上溯清朝入關前努爾哈赤和皇太極時代的歷史，則長達近300年。”這一研究范圍的拓展和確定，奠定了40多年來清史學科領域突飛猛進的基礎。而戴逸更是身體力行，由中國近代史上溯清史，繼《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簡明清史》后，把關注的目光投向清代邊疆和清代人物。邊疆的統一和發展是清朝的重要業績，戴逸研究清代的邊疆和民族關系，思考邊疆治理開發與近代化的關系，主持撰寫了《中國西部開發與近代化》。對乾隆帝這位清代極具特色又最為復雜的歷史人物，戴逸尤感興趣，他爬梳史料，結合時代特征，分析人物性格、意志、才情、愛好、思想、作為等，撰成《乾隆帝及其時代》。他主持并推出《清代人物傳稿》《清通鑒》等重大研究成果，都反映了他在清史研究領域的成就和貢獻。戴逸也由此確立了清史研究領軍人物的地位。

“清史研究要有世界眼光”

與前代王朝的歷史相比，清代歷史有一個很大的不同，這就是清代中國與世界的聯系日益密切，很多方面深受世界的影響，清朝已成為全球歷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因此，戴逸特別強調，研究清史要有廣闊視野、要有世界眼光。早在撰寫《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條約》時，他就已經意識到，清代中國與外國的關系，不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內容，其中的不少問題還與現實有著密切聯系。改革開放之后，中國與世界各國的交往聯系日益緊密，戴逸更為深切地體會到：“中國是世界的一部分，只有把中國放在世界的坐標系中，才能認識中國的真實地位和狀態，而世界又必須包括中國這樣一個巨大的有機組成部分，如果拋棄了中國史，世界史就不是完全的真正的世界史。”

20世紀90年代初，他認真研究中日甲午戰爭的歷史，梳理這場戰爭的前因與后果，將其置于東亞時局乃至整個世界格局中進行比較分析，撰成《甲午戰爭與東亞政治》等一系列論著，深化并推進了學界對這一重要歷史事件的研究。此后，又將目光上溯至18世紀，組織學術團隊，從政治、軍事、邊疆民族、農民、經濟、社會、思想文化以及對外關系各個方面，對18世紀的中國進行全方位的研究，同時盡可能把當時的中國置于世界發展的歷史進程中加以分析比較，出版了《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叢書。該書的出版開創了對18世紀這一重要而獨特歷史時期中外比較研究的先例，也得到了國內外學術界的普遍認可。21世紀初，國家《清史》工程正式啟動，戴逸被任命為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主任，主持纂修工作。他不顧耄耋之軀，設計編纂方案、制定工作規劃、建立學術機構、組織編纂隊伍、斟酌體裁體例，以全部心血精力，引領這項文化工程有序開展、逐步推進，迄今已取得重要成果。

戴逸不僅在學術上成就卓越，而且在為人方面也有口皆碑。他溫文儒雅，虛懷若谷，尤為愛惜人才，提攜后進，對自己的學生更是傾注了十二分的關心。他的博士生研究《四庫全書》，需要閱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的檔案資料，他親自給館領導打電話，請他們提供方便。外地博士生的家屬來京無處安身，他把學校照顧他臨時休息的房子供其居住，直到學生順利畢業。至于年輕學子的新作問世，學界的研究成果出版，往往多有求寫序跋之事，他也樂見其成，有求必應，且都能寫出新意，提出創見，給人以思想的啟迪。戴逸曾專門著文論述對歷史學家的四項要求：資料、思想、文采、道德。而他的治學為人，正是實踐這四項要求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