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眼中，李漢俊是“最有理論修養的同志”。董必武回憶李漢俊時也曾說過，“他是我的‘馬克思主義老師’。”由生至死，李漢俊37年的人生中，大部分時間扮演著“馬克思主義布道者”的角色。

　　回首建黨之路，我們在先輩共產黨人的身上，可以更多地汲取前行的力量。

　　“中國的布爾什維克”

　　李漢俊原名李書詩，又名李人杰，號漢俊，曾用筆名李漱石、汗等。1890年4月，李漢俊出生在湖北潛江沱埠垸（袁橋村）一個貧寒的耕讀之家。李金山共育有3男4女，由于長子書麟早喪，他將希望寄托在次子書城和三子漢俊身上。

　　1904年，李漢俊與二哥李書城在好友吳祿貞的資助下東渡日本求學，并于1915年7月考入東京帝國大學土木工學科，成為官費（公費）生。在求學期間，李漢俊除學習主課外，還積極學習法語、德語、英語。他曾說：“我們求學就是要成為有用之才，以便有朝一日為國家民族揚眉吐氣而出力。”

　　后來，經他介紹入黨的著名作家茅盾（沈雁冰）曾感慨地回憶說，如果不從事革命，李漢俊“穩穩當當可以做個工程師”，但他卻偏偏做出了迥異常人的人生選擇，成為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之一。

　　1918年7月，李漢俊歸國，寓居上海，帶回不少英、德、日文的馬克思主義書籍、報刊，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

　　1919年6月，戴季陶在上海創辦《星期評論》。李漢俊應戴季陶的邀請加盟《星期評論》的編輯工作。李漢俊的革命熱情似火焰，一年間《星期評論》共發表50篇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文章，其中有38篇為李漢俊所作。

　　這年10月，英國在華情報機關收到報告稱，李人杰是兩名居住于上海法租界的“中國的布爾什維克”之一。李人杰是李漢俊的筆名。

　　李漢俊和董必武都是湖北人。董必武曾在《私立武漢中學簡記》中提及：“李漢俊新自日本帝國大學土木系畢業回國，住址與上海霞飛路漁陽里湖北善后協會很近，故常與在上海的國民黨員詹大悲、查光佛等來協會閑談。李帶有許多關于俄國革命的日本書刊，我借讀后，逐漸了解俄國革命中列寧黨的宗旨和工作方法與孫中山先生的革命宗旨和工作方法迥然不同。”

　　李漢俊向來滬尋找救國之路的湖北老鄉宣傳馬克思主義。不久，五四運動武漢地區的學生領袖陳潭秋也來到上海。李漢俊向董必武、陳潭秋等介紹了俄國十月革命的情況，并推薦一批馬克思主義書籍。幾位湖北人在黃浦江畔徹夜長談，相互砥礪：中國革命要勝利，非遵從馬克思主義不可。1971年8月4日，85歲高齡的董必武回憶中共一大和共產黨湖北早期組織的情況時，多處談到李漢俊，其中談到：“五四運動時，各種思潮都表現出來，……當時社會上有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日本的合作主義運動等等，各種主義在頭腦里打仗。李漢俊來了，把頭緒理出來了，說要搞俄國的馬克思主義，介紹《馬克思主義入門》，看政治經濟學入門，到底是資本主義，還是帝國主義，我們也弄不懂，這就是我們的老師，我們的‘本錢’。”

　　1920年2月中旬，為躲避北洋政府的迫害，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陳獨秀在李大釗的護送下離開北京，經天津來到上海。陳獨秀來到上海后，住在漁陽里。他和李漢俊都住在法租界，兩家相距不遠。陳獨秀專門拜訪了李漢俊，而立之年的李漢俊在滬已頗有名氣。此后，陳獨秀便成為《星期評論》的座上客。

　　最初在法租界三益里居住時，李漢俊的嫂子、李書城的夫人薛文淑已發現李漢俊的朋友很異常：“他們在一起經常發生爭論，有時像是在吵架，有時我以為一定是鬧翻了，可第二天這些人還是照常來，從表情上看不出有什么不愉快。”

　　相同的理想和目標很快使李漢俊和陳獨秀走到一起，他們也很快成為了志同道合的同志和親密戰友。

　　參與籌建黨的早期組織

　　1920年4月，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經李大釗介紹由北京來到上海，找陳獨秀商討建黨的問題。在滬期間，維經斯基訪問了《新青年》《星期評論》等編輯部和一些進步社團負責人，并舉行了幾次座談會。李漢俊與陳獨秀每次都參加了座談，認真聽取共產國際代表關于俄國十月革命后政治、經濟和教育等方面的情況介紹。通過商談，陳獨秀和李漢俊得出一致的結論：走俄國人的路！

　　5月，李漢俊與陳獨秀一起在上海成立了馬克思主義研究會，這是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前身。

　　6月，陳獨秀同李漢俊、俞秀松、施存統等人開會商議，決定建立黨組織。

　　7月19日，在上海舉行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積極分子會議上，李漢俊和陳獨秀等堅決贊成在中國建立無產階級政黨。

　　不久，李達從日本回國，在上海首先訪問了陳獨秀，他們談起組織無產階級政黨的事，陳獨秀告訴他自己正在和李漢俊準備發起組建有關組織，并邀請李達一共作為發起人。

　　8月，上海共產黨發起組馬克思主義小組在漁陽里2號《新青年》編輯部（陳獨秀的寓所）正式成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第一個早期組織。陳獨秀任書記，主要成員包括俞秀松、李漢俊、陳公培、陳望道、沈玄廬、楊明齋、施存統、李達、邵力子、沈雁冰、林祖涵、李啟漢、袁振英、李中、沈澤民、周佛海等，發起組決定由李漢俊負責聯絡各地的共產主義者。

　　9月1日，陳獨秀在《新青年》發表的《對于時局之我見》一文中，曾稱“吾黨”為“社會黨”，后來才改稱為“共產黨”。

　　上海馬克思主義小組成立后，李漢俊積極開展馬克思主義宣傳和早期黨組織的發展工作，并積極與各地的馬列主義者或先進分子聯系，發展黨員，推動成立各地方組織。當時，李漢俊寫信給在湖北的董必武，要他在武漢籌備黨組織。

　　董必武接到信后，立即與陳潭秋等謀劃。1920年秋，湖北黨早期組織在武昌撫院街的董宅成立。年底，李漢俊在回鄉途中，還特意在董必武的家中停留，為湖北的黨組織深入講解唯物史觀。李漢俊還介紹過共產國際遠東局的維金斯基的助手馬邁耶夫夫婦到武漢協助湖北黨組織開展工作，并通過對董必武與湖南的關系支持毛澤東等人組建長沙黨組織。山東的王盡美也是通過對李漢俊文章的學習，并在李漢俊的支持下成立了濟南的黨支部。

　　投身早期工人運動

　　李漢俊與陳獨秀在幫助籌建各地黨組織的同時，還努力促進馬克思主義與工人運動相結合，積極支持上海的工人運動。1920年4月，李漢俊與陳獨秀一起出席了上海船務棧房工界聯合會成立大會，陳獨秀還在會上做了題為《勞動者底（的）覺悟》的演講。他說：“社會上各種人只有做工的是臺柱子”，世界上“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尊貴”。

　　1920年5月1日，李漢俊與陳獨秀聯手在《星期評論》《新青年》同時出版了“勞動紀念號”。李漢俊在《星期評論》上發表了《強盜階級底（的）成立》，用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理論，揭露了資本家發財致富，工人受壓迫和剝削的秘密。

　　1920年8月15日，他們又一起創辦了《勞動界》周刊，這是一份向工人進行馬克思主義宣傳的通俗刊物，以簡明通俗的語言、形象生動的比喻，向工人闡明了勞動者謀求解放必須進行社會革命等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以達到啟發工人覺悟、推動工人運動的目的——該刊是我黨最早創辦的工人刊物，被譽為“做我們工人的喉舌”“救我們工人的明星”。

　　李聲馥生前說：“父親雖然沒有做過工，但是他深切同情工人階級的悲慘命運，為工人階級的覺醒而吶喊。作為《勞動界》的主編，他在發刊辭中寫道：‘工人在世界上已經是最苦的，而我們中國的工人比外國的工人還要苦。’他還指出工人之所以窮的原因，號召他們起來反抗。”

　　8月22日，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在霞飛路新漁陽里6號成立。李漢俊是發起人之一，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中最年輕的成員俞秀松擔任第一任書記。上海社會主義青年團建立后，向全國各地寄發信件進行聯絡，在北京、長沙、天津、武昌、廣州等地，也先后成立了青年團，成為建黨前后十分活躍的革命青年組織，起到了黨的助手和后備隊的作用。

　　10月3日，上海第一個黨領導下的工會組織——上海機器工會在漁陽里6號外國語學社開發起會，李漢俊和陳獨秀一同蒞會，并被聘為名譽會員。

　　11月7日，上海共產黨早期組織的機關刊物《共產黨》創刊，公開亮出了共產黨的旗幟。這一天是十月革命紀念日。

　　這一年的12月16日，陳獨秀離開上海赴廣東，委托李漢俊代理中共上海發起組的書記，同時將《新青年》雜志也交給他和陳望道主編。陳望道的《黨成立時期的一些情況》說：在黨組織的籌建過程中，“做工作比較多的是陳獨秀、李漢俊”，陳獨秀赴粵后，“要緊的事，由李漢俊、楊明齋和我三四人討論”。包惠僧的《懷念李漢俊先生》曾作出這樣的評價：“中共成立之初，李漢俊在黨內地位僅次于陳獨秀。”陳獨秀的南下進一步推動了廣東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建立，加速了“南陳北李，相約建黨”的步伐，使1921年間的全國革命形勢出現了空前未有的新局面。

　　據李漢俊嫂子薛文淑回憶：為籌措黨的活動經費，李漢俊真是煞費苦心，他把教書所得收入和經常寫文章所得的稿費大都用于革命之需，有時為了黨的活動經費，甚至把當時已故愛妻的金銀首飾送入當鋪，后由她幫忙贖回。

　　從容應對密探與巡捕

　　1921年7月30日晚，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舉行第六次會議。

　　晚上8點多鐘，會議剛開始不久，一個穿灰色長衫的陌生中年男子突然從后門闖入，掀開門簾用狡猾的目光掃視著會場的每一個人。這個不速之客的不期而至，引起了大家的警覺，當即問他：“你是干什么的？”陌生人吞吞吐吐地含糊其詞：“我找各界聯合會的王社長，對不起，我找錯地方了。”表示抱歉以后，匆匆忙忙地轉身離去。

　　此處附近是有個各界聯合會，但這個組織并沒有設社長，也沒有姓王的人。代表們感到非常奇怪。

　　“你們是否認識這個人？”馬林警覺地問道，代表們紛紛搖頭。“我建議終止這次會議，各位分別離開。”馬林具有豐富的秘密工作經驗，警惕性很高，他察覺出了這個陌生人的危險性，機警地說這個人一定是“包打聽”（即密探），并建議會議立即停止。于是，各位代表接受了他的意見，開始紛紛撤離會場。

　　為了掩護同道者，李漢俊留了下來，以屋主親屬的身份與隨后而來的法國巡捕周旋。同時，留下的還有陳公博。

　　果不其然，才剛剛過了一刻鐘左右，房外響起了警笛聲。法租界巡捕房派出的兩輛警車在望志路口停下，車上沖出10多個人包圍了李漢俊的住宅，3名法國警官帶著4個中國密探進入了室內。他們不由分說，翻箱倒柜地搜查，隨后又跟進來幾個翻譯。他們在李公館仔細搜查了足足一個小時。

　　其實在之前搜查的時候，巡捕們搜出一份黨綱的草案，但因字跡模糊，涂改得很亂，他們以為是一份無關緊要的碎紙，沒有重視。這次搜查過后，法國總巡傲慢地用法語盤問道：“誰是這屋子的主人？”“我。”李漢俊從容地用法語回答。“你們知不知道開會要事先上報？你們在開什么會！”“我們只是幾個北大教授在談論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并沒有開會。”總巡惡狠狠地瞪著眼，問道：“為什么這里有那么多關于社會主義的書籍？還有，剛剛那兩個外國人是誰？”李漢俊不慌不忙地回答道：“我身兼商務印書館編輯，也是一名教員，所以，什么書都要多看看，也作為參考、研究用途。至于那兩個外國人，他們只是北京大學的教授，跟隨北大師生暑期旅行團來上海探討學術問題的，在這里聊聊天。”

　　李漢俊的長女李聲馥在《我的父親李漢俊》一文中轉述繼母陳靜珠的回憶：“當法租界巡捕搜查時，父親發現會上起草的黨的文件正壓在桌上玻璃板下，他一面用法語與巡捕們交談，分散他們的注意力，一面機智地用身體擋住桌子。這樣文件才沒有被發現，避免了一場嚴重事故的發生。”

　　李漢俊用他的聰明才智和過人的膽識與法國人周旋著，總巡也查不出有力的證據，之后在盤問陳公博時，也沒有問出所以然來。巡捕們在搜查中并未發現政治活動的證據，又得知此處是李漢俊的哥哥、曾任北洋政府陸軍總長李書城將軍的公館，同時由于李漢俊利用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工作，靈敏地把巡捕的盤問應付過去，最后化險為夷。巡捕丟下了一句話：“你們這些個知識分子，以后集會要事先上報，不要有任何的政治企圖，今天沒有證據，便宜你們了！”一番折騰過后，巡捕一無所獲，轉身悻悻離去。

　　李書城的夫人薛文淑在《對一大情況的點滴回憶》說：“黨的一大的召開，當時我并不知道，因我文化程度低，對革命并無了解。而且漢俊和朋友們常常在家聚會，都可稱是開會。我只是記得有一天，一進門就發現天井里有些燒剩的紙灰，廚師老廖告訴我說，有法國巡捕來搜查過二先生（指漢俊）的房間，并說沒有抓人……后來回想起來，那次可能就是在開中國共產黨成立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至于李漢俊到底對那些家伙說了什么，他因在37歲已犧牲，未留下回憶資料。據包惠僧的《共產黨第一次全國代表會議前后的回憶》披露：“過了約在兩個鐘點的時候，我再回去看看。據漢俊說，有十幾個巡捕和包打聽來搜查了一番，并沒有搜去什么，他們問我們開什么會，我回答是北京大學的幾位教授談談編輯新時代叢書的問題，并不是開會。好在他們都知道這是阿哥（即李書城）公館，最后還說了幾句道歉的話走了。”

　　這個插曲所幸有驚無險，代表們逃過了這一劫。而李公館也被法國人安排了密探盯梢，這里再也無法作為中共一大的會場。

　　中共一大的最后一天會議，轉移到浙江嘉興南湖的一條游船上舉行，李漢俊沒有出席。

　　1927年，蔣介石實行白色恐怖，大肆屠殺共產黨員、國民黨左派和革命群眾。12月17日下午，李漢俊被捕，當晚9時被殺害，時年僅37歲，是中共一大代表中英勇犧牲的第一人。

　　（本文作者為武漢東湖學院特聘教授，毛澤東文獻博物館副館長，毛澤東著作版本研究會副會長、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