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徐特立的一生頗具傳奇色彩。他是毛澤東、田漢等人的老師，被毛澤東尊稱為“永遠的先生”。徐特立不僅在黨內享有崇高聲望，他的家庭也是親誠和睦的典范，讓人欽佩。

　　同偕到老的不渝愛情

　　徐特立的結發妻子從小父母雙亡，早年就來到徐家做童養媳。她姓熊，比徐特立小10個月，起初連名字也沒有。過門后，徐特立對她一直很好，還給她取名為“立誠”。

　　熊立誠出身貧苦人家，為人正派樸實，生活勤勞節儉。兩人漸漸地在共同生活和奉養老人的過程中產生感情，相親相愛，之后感情甚篤，他們的婚姻已經遠遠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舊式包辦婚姻了。

　　1905年之后，徐特立多數時間都離家在外辦教育和從事革命活動。熊立誠能夠理解并大力支持丈夫的事業，在鄉下一人承擔起所有家務，悉心撫養子女。她曾對徐特立說：“你就管好國家的事，我就管好家里的事。”徐特立聽聞，內心十分感動，他多次對人稱贊她：“說得很好，很有見識！”

　　徐特立在家鄉辦立五美高小時，得到了妻子的全力支持。他拿出在外教學所得的微薄薪水，增建校舍，置辦教具，聘請教師。后來校舍緊張，為了不讓70多個孩子輟學，徐特立回家與妻子商量，想把學校搬到家里。熊立誠完全同意丈夫的想法，馬上騰出家里瓦房，自己和孩子在臨時搭建的茅草屋中居住。

　　此后，徐特立在長沙興辦教育，并赴法勤工儉學數年，其間很少回到家鄉。熊立誠任勞任怨、節衣縮食，雖生活艱辛，但還經常貼補辦學經費。多年后，徐特立在寫給自己的小女兒徐陌青的信中表達了對妻子由衷的敬意：“她不獨維持了一家，并且辦高級小學共13年，造就了許多學生。她沒有念過書，能替地方做了教育事業，許多讀書識字的女人不如她，我是很尊敬她的。”

　　1937年2月1日，在徐特立60壽誕上，大家紛紛祝賀，鄧穎超代表女同志發言，贊揚徐特立對妻子熊立誠忠貞不渝的愛情是共產黨人的楷模。

　　徐特立聽后十分激動，動情地說：“我自辛亥革命前，即進城辦教育，把妻室兒女留在農村；后來離開家鄉到法國留學，接著回國參加革命，至今十余年來，與家庭隔絕，不通音訊，這都是反動派的壓迫所致。我是一個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我愛自己的家庭，愛自己的妻室兒女，但國家的問題還沒有解決，革命還沒有成功，國破家安在？……我的妻子是一個童養媳，沒有文化，從小與我患難與共。我一直在外從事教育和革命，她在家里撫養兒女，還兼勞動辦學，她支持了我的事業，也成全了我的事業。我一生提倡婦女解放，我假如丟棄了她，豈不又增加了一個受苦難的婦女？……”在場的同志聽了，無不動容。

　　1960年，83歲的熊立誠去世，徐特立非常悲痛，懷念不已。他后來將兩個人的合影放在隨身口袋里，每當思念時就會拿出來看看。

　　廉潔奉公，克勤克儉

　　徐特立出生于貧苦的農民家庭，一家人一直過著艱苦、樸素的日子，這也讓他養成了勤儉節約的好習慣。

　　1937年，徐特立擔任陜甘寧邊區教育廳長，一直住在一間破舊、窄小的房子里。環顧他的那間屋子，房里有一個土炕，是他和警衛員睡覺的地方，占據一半面積；炕前擺著一張舊的沒有油漆的小方桌，就是徐特立辦公的地方；房子的另一頭放著一口木箱子，這是徐特立長征中歷經千辛萬苦帶來的，里面裝滿了他在中央蘇區編寫的材料。在艱苦的環境下，徐特立安之若素。

　　當時，邊區機關工作人員都是在大食堂吃飯。徐特立職務高，又年長，可以向上級提出單獨開灶的要求。但他沒有這樣做，而是同廣大干部戰士一樣，吃大伙房里做的土豆、白菜、豆芽等，有時候改善伙食，也最多是加個豆腐之類。

　　新中國成立后，組織上分給徐特立幾間屋子，他高興地把家人從湖南接來團聚。由于他住的房子比較老，面積也不大，身邊工作人員想向組織申請調換。可是在征求徐特立意見時，他卻認為，把屋子里那些壞了的地方修一修，腐爛的地板換一換，就可以了。

　　徐特立有一件補丁棉衣。這件棉衣他在延安時就穿上了，越穿越破，都是縫縫補補湊合穿。有人實在看不下去了，就說徐老，換一件吧。徐特立搖頭說：“你沒看到農民有一件棉衣都要穿一輩子？我這才穿幾年？”

　　徐特立的工資其實不低，家人用工資給他買了兩件新衣服和一雙皮鞋，徐特立也穿，但只在外事場合穿，他認為這個關乎國家形象。而回到家里，他又馬上換回自己穿破了的衣服、開了口子的鞋。

　　不管誰的錢，花在自己身上，他都心疼。1957年，徐特立八十大壽，北京的親朋故友想要給徐老擺壽宴慶祝。可徐特立不想讓大家破費，他說：“咱們國家還很窮，這么大吃大喝，不是給我徐特立臉上抹黑嗎？”借著要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會，他趕緊從北京“逃”到湖南長沙。

　　可是，他在長沙的學生和親友也不少，紛紛提議設宴、茶敘，以表祝賀，他亦堅決謝絕。他說：“去年全國遭受嚴重的水旱災害，人民生活還很困難；中央正大力提倡增產節約，勤儉建國；我們怎可為了個人的生日，浪費人民財物呢？”

　　徐特立又借口辦事乘火車前往廣西桂林。最后，工作人員在餐車上做了一碗長壽面，伴隨著列車的隆隆聲為他慶祝了八十大壽。

　　子女要繼承的不是財產，而是革命事業

　　徐特立一生以革命事業為重，也要求子女不要過多地想自己，而要多為社會做事。他說：“青年人任重道遠，要繼承的不是財產，而是前輩留下的尚未完成的革命事業。”

　　在家人中，徐特立對徐乾的學習格外關心。徐乾原名劉萃英，是徐特立二兒子徐厚本的妻子。徐厚本病故后，徐特立視她為自己的女兒，為其改名為徐乾。徐特立認為政治學習很重要，如果只注意工作，不注意政治，“將來只是一個事務主義者”。在徐特立的關心培養下，徐乾成長為一名革命青年。

　　徐守珍是徐特立的大女兒，1928年，她在參加革命活動中被捕，在此后20多年的時間里，與家人完全失去聯系。直到新中國成立，父女才得以團聚。

　　此時，徐守珍沒有工作，便寫信請求父親在北京給自己安排一份工作。徐特立知道這么多年虧欠女兒，但又不能違反原則搞特殊。他在給女兒的信中這樣寫道：“政治不在口里能說大道理，而在能和勞動群眾站在一起，自己的困難放在第二位，勞動群眾集體的困難放在第一位。”“你們如果需要我黨錄用，那么需要比他人更耐苦更努力，以表示是共產主義者的親屬。”

　　在徐特立的言傳身教下，長大成人的四個子女都為革命做出貢獻。兒子徐篤本、徐厚本青年時期投身革命，都犧牲在戰爭年代。大女兒徐守珍聽從父親意見沒有留在北京，回到上海繼續工作。小女兒徐陌青則在北京鐵路總醫院工作，直到退休一直是一名護士。

　　（摘編自6月28日《中國紀檢監察報》張文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