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世界范圍看，近現代以來還沒有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能夠持續改革開放達近半個世紀并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正是在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進程中，中國共產黨人帶領全國人民成功開辟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中國式現代化建設新局面。鄧小平是中國社會主義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總設計師。這與他在1975年進行全面整頓、1978年作出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92年發表南方談話等有密切關系，其中蘊含的改革智慧，啟迪著后人，推動黨和國家事業行穩致遠，使中華民族實現了從站起來到富起來的歷史性躍升。

改革的實驗

1975年1月召開的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再次提出中國要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宏偉目標，給人們帶來了新的希望。會后，鄧小平在毛澤東、周恩來支持下開始主持國務院日常工作，隨后不久又全面主持黨中央的日常工作。鄧小平依據毛澤東提出的“要學習理論，反修防修；要安定團結；要把國民經濟搞上去”的“三項指示”，對各條戰線的工作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整頓。就此，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鄧小平同志誕辰120周年座談會上指出：“1975年，他開始主持黨、國家、軍隊日常工作，為扭轉‘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嚴重混亂局面，大刀闊斧開展全面整頓”。

整頓首先從鐵路工作抓起。針對鐵路系統存在嚴重的派系紛爭，導致鐵路的重要節點長期阻塞，使鐵路工作成為國民經濟的一個薄弱環節，嚴重影響一些地區和人民的生活，鄧小平決定把鐵路工作整頓作為突破口，以帶動其他方面整頓。1975年2月至3月，黨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主管工業的書記會議。在這個會議上，鄧小平提出了鐵路整頓的方針和任務，并尖銳批評了派性問題。3月5日，黨中央發出《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開始對鐵路系統進行整頓。鐵道部對鄭州、徐州等問題嚴重的鐵路局進行了重點整頓，得到廣大鐵路職工的擁護，運輸狀況迅速好轉。一個月時間，堵塞嚴重的幾條鐵路干線全部疏通，全國20個鐵路局中有19個超額完成計劃。3月25日，鄧小平主持國務院會議，提出《關于加強鐵路工作的決定》的精神適用于各行各業，整頓隨即在全國工業交通戰線全面展開。

大力整頓鋼鐵工業。1975年5月，為了扭轉全國鋼鐵欠產的不利局面，黨中央在北京召開了全國鋼鐵工業座談會。鄧小平在講話中提出整頓鋼鐵工業的四個辦法：建立一個強有力的領導班子；堅決同鬧派性的人作斗爭；認真落實政策，調動人們的積極性；建立必要的規章制度。6月，黨中央發出《關于努力完成今年鋼鐵生產計劃批示》，全國各鋼鐵企業和各工業企業進行了整頓，生產逐步回升。隨后，黨中央開始整頓整個工業系統，國家計委起草了《關于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干問題》（簡稱《工業二十條》）。這個文件提出了發展工業的一系列重大方針政策，是試圖系統糾正工業戰線“左”的錯誤的重要文獻。在這個階段，鄧小平還領導了對科技文教工作的整頓、對黨以及軍隊的整頓。經過各方面整頓，全國形勢有了明顯好轉，從中央到地方，黨的領導逐步加強，安定團結的局面開始出現。國民經濟開始擺脫停滯倒退的局面，生產有所恢復和發展。1975年，全國工農業總產值比上年增長11.9%，其中工業增長15.1%，農業增長4.6%。

1987年10月，鄧小平在會見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負責人卡達爾的談話中指出：“說到改革，其實在1974年到1975年我們已經實驗過一段。1973年周恩來總理病重，把我從江西‘牛棚’接回來，開始時我代替周總理管一部分國務院的工作，1975年我主持中央常務工作。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強調把國民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幫’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1976年四五運動，人民懷念周總理，支持我的也不少。這證明1974年到1975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粉碎‘四人幫’以后，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確定了以發展生產力為全黨全國的工作中心，改革才重新發動了。”可以說，1975年整頓就是偉大改革的預演，也為鄧小平的第三次復出和繼續領導改革提供了有力支撐。

影響中國的決策

1978年12月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1979年3月，鄧小平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短短4個月內確立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直接影響了中國40多年。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鄧小平同志領導了偉大歷史轉折”。

號召解放思想、大膽改革，率先提出工作重點轉移。“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黨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恢復國民經濟，但由于“兩個凡是”的錯誤影響，經濟社會發展出現了徘徊中前進的局面。鄧小平鮮明主張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明確不認同“兩個凡是”，有力支持和引導了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1978年9月，在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已經推向全國、要求改革開放的呼聲愈加強烈時，鄧小平到東北三省等地視察，發表一系列講話。他指出，我們國家的體制，包括機構體制等，基本上是從蘇聯來的，人浮于事，機構重疊，官僚主義發展。有好多體制問題要重新考慮。總的來說，我們的體制不適應現代化，上層建筑不適應新的要求。現在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關鍵還是實事求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一切從實際出發。這是政治問題，是思想問題，也是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現實問題。他認為，“兩個凡是”不是高舉毛澤東思想的旗幟，毛澤東思想的基本點和精髓就是實事求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他強調，世界天天發生變化，新的事物不斷出現，新的問題不斷出現，我們關起門來不行，不動腦筋永遠陷于落后不行。思想僵化，就不可能實現四個現代化。他還指出，運動不能搞得時間過長。搞得差不多了，就可以結束，轉入正常工作。鄧小平的“北方談話”，受到中央的重視。鄧小平提出的工作重點轉移問題也成為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的中心議題。與會代表都擁護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進一步明確了黨要轉移工作中心。

強調不改革開放，只有死路一條。為了考察學習國外，黨和國家領導人在“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安排了較多的出訪活動。鄧小平僅在1978年就訪問了尼泊爾、緬甸、朝鮮、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等。在日本訪問期間，鄧小平參觀了日產、松下等企業，深受震撼，他說知道什么叫現代化了。當乘坐時速達200公里的高速列車時，他說有催人跑的感覺，中國需要坐這樣的車。鄧小平在新加坡訪問期間，看到新加坡從原來一個小漁港發展成為花園般的都市，說出向新加坡學習的肺腑之言，令新加坡的領導人為之敬佩。在和朝鮮領導人會面時，說最近我們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自己落后。經過國際調研，深有感觸的鄧小平鮮明指出，“如果現在再不實行改革，我們的現代化事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就會被葬送”。

力主向前看，倡導改革。在1978年舉行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發表了題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講話。這篇講話，高度評價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強調要發揚民主、重申“三不主義”，指出處理遺留問題為的是向前看，并就研究新情況、解決新問題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觀點，比如，要發揚經濟民主、擴大廠礦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要允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企業、一部分工人農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績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來”，等等。這篇充滿實事求是、改革開放精神的講話，是開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宣言書，為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明確了指導思想，指明了黨和國家在今后的主要任務和前進方向，實際上成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報告。隨后召開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實現了黨的歷史上具有深遠意義的偉大轉折，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偉大征程。

正是因為在黨和國家面臨向何處去的重大歷史關頭發揮了關鍵作用，鄧小平成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針對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國內輿論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1979年3月30日，鄧小平在黨的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發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強調“我們要在中國實現四個現代化，必須在思想政治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這是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根本前提”“如果動搖了這四項基本原則中的任何一項，那就動搖了整個社會主義事業，整個現代化事業”。四項基本原則即必須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必須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必須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必須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在實踐中逐步成為黨的基本路線的兩個基本點之一，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根本政治保證。

力推各領域改革

“我們黨領導的改革歷來是全面改革。”發端于20世紀70年代末的中國改革，在農村率先取得突破。鄧小平不僅肯定和支持農村改革，還對城市改革高度關注，尤其是對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堅定支持，使得各領域改革都有顯著進展。

推動和支持農村改革。對于農村和農民問題，鄧小平并不陌生，在20世紀50年代就曾支持包產到戶，主張哪種形式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就采用哪種形式。1977年11月，鄧小平在廣東調研期間指出，“過去許多行之有效、多年證明是好的政策要恢復。”“說什么養幾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多養幾只就是資本主義，這樣的規定要批評，要指出這是錯誤的。”“政策對不對頭，是個關鍵。”1978年2月，從緬甸回國經停四川時，鄧小平指出，農村和城市都有個政策問題。“我在廣東聽說，有些地方養三只鴨子就是社會主義，養五只鴨子就是資本主義，怪得很！農民一點回旋余地沒有，怎么能行？農村政策、城市政策，中央要清理，各地也要清理一下，零碎地解決不行，要統一考慮。”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安徽、四川、內蒙古等地的農民開始進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并在短期內取得良好效果。但也有人質疑這是走老路，并引發了爭論。在此情況下，鄧小平鮮明指出，農村政策放寬以后，一些適宜搞包產到戶的地方搞了包產到戶，效果很好，變化很快。有的同志擔心，這樣搞會不會影響集體經濟。我看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在鄧小平的支持下，農村改革如火如荼開展起來，1984年中國糧食產量就突破了8000億斤，多年困擾的吃不飽飯的問題，短期內得以解決。鄉鎮企業也在這種背景下異軍突起。農村改革的成功極大激發了全國人民的改革積極性，也帶動了城市改革。

支持和推動城市改革。在農村改革的同時，我們也在城市進行了改革試驗。1984年10月6日，鄧小平在會見參加中外經濟合作問題討論會全體代表時說，農村的改革，是一種帶革命意義的改革……農村這一套不能完全搬到城市，因為城市比農村復雜得多。“即將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的主題，就是城市和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意味著中國將出現全面改革的局面。”1984年10月10日，鄧小平在接見聯邦德國總理科爾時又說，“過幾天我們要開十二屆三中全會，這將是一次很有特色的全會。前一次三中全會重點在農村改革，這一次三中全會則要轉到城市改革，包括工業、商業和其他行業的改革，可以說是全面的改革。”10月20日，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順利召開，會議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把計劃經濟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點，確認我國社會主義經濟是公有制基礎上的有計劃商品經濟，強調增強企業活力是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這是一篇全面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綱領性文獻。在鄧小平的支持和推動下，以城市為重點的整個經濟體制改革從1985年起全面展開。在此過程中，市場化取向改革不斷加強。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強調計劃經濟不等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等于資本主義，更是把改革開放推向新高潮，為我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指明了方向。

在推動農村和城市的改革歷程中，鄧小平還提出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科技體制改革、教育體制改革、軍隊領域改革等等，不僅使經濟體制改革得到有力支撐，還促成全面改革的大好局面。

堅定不移推動對外開放

封閉導致落后，開放才能進步。早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前，我們就開始考慮借錢搞建設。1978年6月下旬，鄧小平在聽取谷牧匯報考察西歐五國情況時說，“引進這件事要做，下決心向外國借點錢搞建設，要抓緊時間。”但我國對外開放的關鍵一步是設立經濟特區。

支持創辦經濟特區。1979年1月，鄧小平在一份香港廠商要求回廣東開設工廠的來信摘報上批示：“這件事，我看廣東可以放手干。”這對廣東省委有很大的啟示。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會議期間，習仲勛同志向中央提出能否讓廣東發揮毗鄰港澳的地理優勢，辦一些出口加工區。在向鄧小平匯報時，鄧小平表示支持并說“還是叫特區好，陜甘寧開始就叫特區嘛！中央沒有錢，可以給些政策，你們自己去搞，殺出一條血路來。”根據鄧小平的提議，中央工作會議正式討論了廣東省的提議。1979年7月15日，黨中央、國務院批轉中共廣東省委、福建省委關于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的報告，決定在深圳、珠海、汕頭、廈門試辦特區。1980年5月16日，黨中央、國務院批轉《廣東、福建兩省會議紀要》，正式將“出口特區”定名為“經濟特區”。這四個經濟特區實行特殊的優惠政策，經濟社會發展很快。在發展過程中也出現了一些問題。有人對此不理解，還說什么經濟特區除了紅旗是紅的，其他都變色了。這種負面輿論，對經濟特區的正常運行帶來較大壓力。在這種情況下，鄧小平于1984年初到了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調研考察。其間發現，這些特區干事熱火朝天，“三天一層樓”的深圳速度、“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等振奮人心的口號，讓鄧小平認識到對外開放的政策要繼續放。因此，他通過給這些特區題詞表示支持辦好特區。

對外開放的政策不是收而是放。從經濟特區調研結束回京后，鄧小平提出要擴大對外開放，沿海港口城市也可以開放。在鄧小平的提議下，1984年4月，黨中央、國務院決定，進一步開放天津、上海、大連、秦皇島、煙臺、青島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這是擴大對外開放的一個重大步驟，實現了對外開放從點到線的拓展。1985年2月，又把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門、泉州、漳州三角地區開辟為沿海經濟開放區。1988年4月，建立海南省，設立海南經濟特區。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對外開放，形成了“經濟特區—沿海開放城市—沿海經濟開放區—內地”這樣一個多層次、有重點、點面結合的對外開放格局。

支持開發開放上海浦東。鄧小平1990年在上海過春節期間，對前來拜訪的朱镕基同志說，“我一貫主張膽子要放大，這十年以來，我就是一直在那里鼓吹要開放，要膽子大一點，沒什么可怕的，沒什么了不起。因此，我是贊成你們浦東開發的。”1990年2月17日上午，鄧小平在談浦東開發時對李鵬同志說：“你是總理，浦東開發這件事，你要管。”當天下午，李鵬指示負責經濟特區工作的國務院副秘書長何椿霖給上海方面打電話，講了一些意見。1990年2月26日，上海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了《關于開發浦東的報告》，受到黨中央、國務院的高度重視。3月初，鄧小平在同幾位中央負責同志談話時指出：“上海是我們的王牌，把上海搞起來是一條捷徑。”在鄧小平的積極推動下，1990年4月，黨中央決定加快上海浦東新區的開發開放。1992年初，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時還提到上海“完全有條件搞得更快一點”。

回眸百年，世紀中國與世紀偉人鄧小平緊密相連，尤其是當代中國改革開放與鄧小平更是難舍難分。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實踐充分證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國大踏步趕上時代，靠的是改革開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靠的也是改革開放。2024年7月召開的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高舉改革旗幟、繼承改革傳統、發揚改革精神，作出了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莊嚴決定。我們相信，隨著全會精神的貫徹落實，強國建設、民族復興偉業一定會取得顯著進步。

〔作者系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