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資料工作是人民政協的一項經常性履職活動，具有鮮明的政協特色和統戰特色。這項工作是周恩來同志擔任全國政協主席期間親自倡導并培育起來的。在人民政協成立75周年之際，回顧周恩來同志關于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思想和實踐，具有重要的時代價值和積極意義。

　　把知識和經驗留給后代

　　1959年4月29日，政協第三屆全國委員會第一次會議在北京閉幕。周恩來連任政協全國委員會主席。當天下午，全國政協舉行茶話會，招待來自各地的三百多位60歲以上的政協委員。因此，這次茶話會也叫“敬老會”。

　　在茶話會上，周恩來發表了重要講話，倡導在座的委員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由此開啟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

　　在這篇講話中，關于開展文史資料工作，周恩來談了幾個方面的問題。一是開展文史資料工作的緊迫性。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中，60歲以上的委員383人，占全體委員三分之一還多。按照自然規律，人滿了60歲，今后的日子總是比中青年人少一點。周恩來希望：“過了60歲的委員都能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留下來，作為對社會的貢獻。”他說這是從已故京劇大師程硯秋身上得到的啟示。程硯秋是我國著名京劇演員，京劇程派藝術的創始人，擔任中國戲曲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務。周恩來不僅關心程派藝術的傳承發展，還主動和賀龍一起擔任程硯秋的入黨介紹人。1957年11月，在程硯秋正式入黨一個月之際，周恩來專門抄錄自己在程硯秋入黨志愿書上所寫的介紹人評價給他，希望他今后與勞動群眾相結合，克服個人主義，熱心傳授和推廣自己藝術上的成就，發揚為勞動人民服務的精神。

　　不幸的是，正當程硯秋努力學習，在政治上和作風上有很大進步、在推動京劇改革上有所突破時，卻因突發疾病逝世。周恩來感慨道：“在舊社會，他是孤身奮斗出來的，養成了潔身自好的習氣，不大收徒弟。因此他的唱腔也就流傳不廣。解放以后，我曾勸他收徒弟。今年紀念他逝世一周年時，算了一下，他的徒弟不過十幾個。程派唱腔又難學，徒弟們還沒有學得好，他就去世了，錄下來的唱片也不多。從這個問題聯想到，凡有一技之長的老年人，總是多給社會留下一些東西好。”

　　程硯秋的突然辭世，讓周恩來更加感受到“人亡史佚”的現實急迫性。當時距新中國成立已經十年了。“如果不抓緊，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五四運動距今才四十年，那時候的事情現在的青年們已經不大了解了，對甲午戰爭、戊戌變法的情況他們就更不熟悉了。”周恩來以強烈的歷史責任感提出，要抓緊做好文史資料的搶救工作。

　　二是政協具有優勢。人民政協人才薈萃。政協委員都是來自方方面面的代表性人物。就出席當天會議的委員來說，按年齡排序，就有沈鈞儒、陳叔通、仇鰲、章士釗、馬寅初、康同璧、謝無量、李濟深、任鴻雋、朱蘊山、載濤、翁文灝、許德珩、陳望道、范文瀾、梁漱溟、梅蘭芳、胡厥文、馮友蘭、金岳霖等人。這些政協委員，人生閱歷極其豐富，他們有的是過去的軍政要人，有的是著名的愛國民主人士，有的是各方面的代表人士。他們或在動蕩時局中親身經歷過重大歷史事件，親身接觸過重要歷史人物；或在歷史科技文化藝術或其他方面有專門研究。當然，他們有的擔任具體部門的工作，時間可能太緊張，難以專注撰寫文史資料。有的年老體弱，沒有具體工作崗位，但都有一定的知識和經驗。周恩來希望他們將自己掌握的一技之長，掌握的一部分歷史遺產貢獻出來。“如果自己不能動筆，可以帶徒弟寫點東西。”

　　三是征集范圍。周恩來認為，“戊戌以來是中國社會變動極大的時期，有關這個時期的歷史資料要從各方面記載下來”。從1898年到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社會先后經歷了晚清、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和新中國四個歷史階段。這期間，中國人民經歷了百年來未有之大動蕩、大變革。重大事件層出不窮，歷史人物紛至沓來，有必要把它們的史料文獻記錄下來，起到存史、資政的作用。周恩來指出：

　　現在當然首先要研究現實問題，反映新的情況，但對過去的東西也需要研究，新的東西總是從舊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過去編的府志、縣志，保留了許多有用的史料。收集舊社會的典型事跡也很有價值，如近百年來有代表性的人物、家庭和家族的情況就值得研究，看看他們是如何產生、發展和衰亡的。那些典型人物，他們所代表的那個社會雖然滅亡了，有的本人也死亡了，但事跡可以作為史料記載下來。我國大小涼山有過半奴隸制，現在已經進行了民主改革。西藏是農奴制，再過幾年也要改革的。有些東西不趕快記載下來就會消失。從最落后的到最先進的都要記載下來。要勇于暴露舊的東西，五四時代就提倡叛逆精神。一個人的轉變不是偶然的。我如果有時間，也愿意寫點東西暴露自己的封建家庭。對袁世凱我不熟悉，誰要寫蔣介石的歷史，我還可以供給一些資料，兩次國共合作我和他來往不少。暴露舊的東西，使后人知道老根子，這樣就不會割斷歷史。

　　四是明確要求。在具體內容上，周恩來提出要廣征博采。他說，寫東西不一定只限于文化史。搞軍事的，可以寫軍事史，如從八旗、綠營、湘軍、淮軍、新軍一直到國民黨軍隊的發展史。工商業者，可以寫我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也可以寫其中的一個行業，如銀行、紡織業等。其他如政治史、經濟史、外交史也都可以寫。在組織機構上，周恩來提出要專職專責。他指示：“全國政協要開常委會，成立工作組，其中有收集歷史資料的組。各位委員回去，可以利用地方政協和文史館兩個機構做這項工作。”在時間要求上，周恩來認為要從容一點。不要規定一個月寫多少字，有精力的時候可以多做些。“有些朋友的觀點不一定正確，那可以共同研究，但先要把史料記載下來。”

　　建立文史資料工作機構

　　1959年5月12日，全國政協召開第三屆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會前，周恩來主持預備會。會議討論決定把政協收集的歷史資料定名為文史資料。在討論新機構名稱時，有人提議為“歷史資料委員會”，但感覺不是太好。最后周恩來親自定名為“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全國政協常委會通過了成立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決定，并通過了委員會組成人員名單。全國政協常委、著名歷史學家范文瀾擔任主任委員，李根源、王世英、楊東莼、申伯純、顧頡剛擔任副主任委員，章士釗、王伯祥等40人擔任委員。

　　7月20日，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舉行成立大會。對于撰寫原則，范文瀾在會上發言說：“本會撰寫歷史資料，因為撰寫人條件特別優越，應該比孔夫子寫《春秋》提高一步……寫什么？據我個人的看法，就是以寫所知為主，以寫所見所聞為輔，以求達到寫出真實史料的目的。”他解釋道：“所知是指行而知之的知，親身參加某件事情，知道這件事情的真實內容，經過分析綜合，掌握了事件的本質和發展過程，這樣的知才是真知。”范文瀾提出的以歷史見證人的身份寫“所知、所見、所聞”，與周恩來在茶話會上講話中的思想一脈相承。這些后來被概括成“親歷、親見、親聞”，簡稱“三親”。

　　會議通過了《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辦法》和《關于文史資料處理暫行辦法》。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工作辦法規定，委員會的任務是“計劃、組織和推動全國委員會的委員和有關人士對于我國的近代史資料進行搜集、撰寫和研究工作”。征集時限“以清末到全國解放前這一時期為主”，內容包括：“1.主要是軍事、政治和外交的資料；2.有關經濟、文化、社會和華僑的資料；3.其他有關的歷史資料和文物。”文件提出：文史資料“由親身參加或與聞有關歷史事件的人撰述，用回憶錄的形式或其他形式皆可。”撰寫資料“可以不拘觀點、不拘體裁”，但“撰寫的事實和內容必須真實、具體”。

　　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設立北洋、軍事、政治、經濟等業務組和作為辦事機構的文史辦公室。隨后，各級地方政協陸續成立相應工作機構。

　　為了更好地保存文史資料稿件，推動文史資料征集工作，1960年1月全國政協開始不定期編輯《文史資料選輯》（內部發行）。選輯發刊詞提出：“我們征集和編印稿件所要求的，是第一手的真實的歷史資料，也就是作者根據他們的親身經歷和見聞所寫的具有歷史價值的資料。”發刊詞提出了政協文史資料工作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多說并存”。文中說：“我們所要求于作者的，只是真實和具體的事實，主要在于作者把親身經歷過的和親自聞見的史實毫無顧慮地、如實地反映出來……對于同一歷史事實而所述有出入的，也可以各存其是，不必強求一致。即使某些資料內容同已有的文獻記載互有參差，但只要是真實的，是親身經歷過的和親身聞見的，也可以從不同角度上反映歷史的某些側面，從而也是具有一定的資料價值的。”

　　有了機構，有了陣地，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如雨后春筍般迅速開展起來。不到一年時間，就征集各類稿件200余萬字。4月，周恩來在全國政協三屆二次會議閉幕會講話時談到此事說：“自去年提倡收集歷史資料以來，寫了幾百萬字，這是一個偉大的成績，陳叔老的報告也寫上了嘛。當然我們還要努力，我們有生之日都要為我們社會主義社會盡一份力，把自己知道的，不一定看得都對，寫出來，供后人研究、批評。蠶吐絲，蜂釀蜜，總是為人民服務，這是我們應該做的。”

　　鼓勵特赦戰犯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

　　為了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周年，最高人民法院首批特赦了包括溥儀、杜聿明等在內的偽滿洲國和原國民黨戰犯（此后又進行了6次特赦）。1960年1月26日，周恩來在政協會議室接見溥儀及其家人，商談溥儀的工作和學習改造問題。在談到溥儀撰寫的自傳《我的前半生》這本書時，周恩來說：“你寫的東西有價值，作為未定稿，用四號字印出來后你再改，改得比較完善一些。這是舊社會的一面鏡子。舊社會結束了，你也轉變成了新人。這本書改好了，就站得住了。后代的人也會說，最后一代皇帝給共產黨改造好了。”溥儀滿懷信心地表示：“我一定不辜負毛主席和總理的期望。”

　　1961年2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首批被特赦戰犯溥儀、杜聿明等七人一律聘為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專員。十幾天后的2月21日，周恩來和陳毅共同接見第二批特赦戰犯時，勉勵他們放下思想包袱寫回憶錄，表示：“只要能如實把自己的經歷寫出來，就是為編寫歷史提供了寶貴的素材，這就是對人民、對祖國做了有益的事情。”

　　同月，全國政協設立文史專員室。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室行政關系隸屬于全國政協辦公廳，業務上接受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指導。文史專員的主要職責為：撰寫“三親”（親歷、親見、親聞）歷史資料；向各界人士征集歷史資料；審閱來稿；參與編輯出版文史讀物。

　　此后，每批特赦人員除自愿到外地者，留在北京的大都被聘任為全國政協文史專員。1962年至1975年，陸續安排了溥杰、范漢杰、羅歷戎、李以劻、董益三、沈醉、廖耀湘、杜建時、康澤、方靖、李佩青、牟中珩、趙子立、黃維、文強等特赦人員。

　　這些人物經歷復雜，都曾屬于周恩來所說的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如溥儀是清朝的末代皇帝、偽滿皇帝，溥杰是末代的親王，杜聿明是淮海戰役中統帥大軍的國民黨中將、兵團司令，宋希濂是國民黨川湘鄂綏靖公署的中將主任，杜建時是國民黨天津市市長，廖耀湘是國民黨第九兵團司令，康澤是國民黨復興社十三太保之一的特務頭子，鄭庭笈是國民黨四十九軍軍長，沈醉是國民黨保密局云南站少將站長。

　　這樣一批中國近現代歷史重大事件的親歷者，他們所寫出來的文史資料必然有與眾不同的視角和價值。比如，愛新覺羅·溥杰主要負責審閱全國各地投向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的稿件。他根據自己特殊經歷，確定稿件價值，核實內容，提出閱稿意見。

　　這批文史專員還具有較強的社會代表性，在促進祖國統一等領域發揮積極作用。溥儀從1961年初任文史專員后，多次接受來自世界各國外賓的訪問，介紹自己的親身經歷、改造過程及特赦后的工作、學習、生活情況。許多外賓在訪問后，稱贊中國共產黨把一個“末代皇帝”改造成為新人，是一個人間奇跡。

　　文史資料 “要存真，要實事求是”

　　撰寫文史資料提倡多說并存，但前提是“真實的”。隨著文史資料陸續結集出版，文稿質量問題日益引起周恩來的關注。1965年3月18日，周恩來在主持全國政協四屆常委會第一次會議時，結合他閱讀文史資料選輯的情況，嚴肅地指出：

　　文史資料的工作方向要對頭，要存真，要實事求是。實事求是并不容易……不是任何稿子來了，不加分析，不加選擇。當然，我也不主張大改。不合適的，可退回請他改寫；事實有出入的，可請幾位有關的人一起談談。如果堅持不改，就保存起來，不給他發表嘛！總之，要研究，要選擇，文史資料委員會的名稱就有“研究”二字嘛！

　　文史資料要搞好，這對以后研究歷史有幫助。不要嘩眾取寵，故作驚人之筆。最近好像好了一點，我看了一篇，就不錯。講的是袁世凱挾制熊希齡（字秉三）解散國民黨的經過。熊希齡是袁世凱時代的所謂第一流人才，是內閣總理。他在承德的避暑山莊（是清朝廷的行宮），盜了一些古物，送給了姜桂題。姜是袁世凱的人，向袁世凱密報了，袁世凱就派許世英暗查此事。許向袁作了報告，果有此事，就寫了材料呈報袁世凱。有一天袁世凱約熊希齡到總統府，熊剛到，就有外交使節來見袁，這是事先安排好的，袁就先去會外賓，叫熊到他的辦公室稍候。熊到袁辦公室，空無一人，只見辦公桌上放著調查避暑山莊竊寶案的報告。熊一看，面色蒼白。袁世凱進來，看見熊的神態，故意表示關懷地問他：你的臉色為什么這么不好看呀！接著就講國民黨怎么不好，我的意見必須立即解散國民黨，取消國民黨的議員資格，你看怎么樣？熊當時內心惶恐萬分，只好聽從袁的擺布。袁馬上就把已經準備好的大總統命令取來，熊希齡即簽了字。熊一簽字，袁世凱就傳令在鄰室等候的閣員進來，在上面簽名副署。這就是袁世凱挾制他的第一流人物內閣總理熊希齡的經過。這可以教育我們的青年認識中國的封建政治。

　　在此次講話中，周恩來再次強調政協文史資料的作用。他說：我們收集文史資料，就是要我們的同輩把遭遇寫出來。研究文史資料要有個方向，要用歷史知識教育啟發后代。正面反面都要很好分析……如熊希齡的事，我看后就記得很清楚，用反面的政治史料提醒我們。文史資料對研究歷史、教育青年有好處。

　　自文史資料工作開創以來，周恩來多次對文史資料的作用作出闡述。后來人們將周恩來關于文史資料工作的功能概括為“存史、資政、團結、育人”。

　　為總結工作，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分別于1962年12月、1966年2月，在北京召開第一次、第二次文史資料工作會議。第一次會議明確以周恩來號召作為指導文史資料全部工作的總方針。會議肯定了各級政協開創文史資料工作以來取得的良好態勢，指出：“經過各級政協組織的共同努力，在三年多的實踐過程中積累了一些工作經驗，摸索出了一條前進的道路，具體體現了周恩來主席的號召，開創了一項歷史上從所未有的新型的史料工作。”會議研究了《關于文史資料工作若干問題的意見》。這兩次會議基本確立了人民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指導思想、基本原則和工作方法，形成了政協文史資料工作的完整體系。

　　在“文革”前的幾年間，各級政協的文史資料工作蓬勃開展。全國政協《文史資料選輯》從1960年1月第1輯內部出版發行，到1966年5月，共征集史料1億多字，出版《文史資料選輯》55輯（計493篇，約860萬字）；1961年，為紀念辛亥革命50周年，全國政協征集編印了《辛亥革命回憶錄》6輯（約250萬字）。這些文史資料，在社會上引起熱烈反響，甚至一時“洛陽紙貴”。此外，各級政協還留存大量珍貴手稿。這些為改革開放后文史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本文作者為中國政協文史館三級職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