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到毛澤東的預判力、前瞻性，有兩件事特別生動。

　　第一件事，是1915年秋，毛澤東的老師黎錦熙上調(diào)教育部，成為新教科書的編審。對于黎錦熙的高升，別人紛紛道賀，而毛澤東卻大煞風景，一再勸黎錦熙：“北平臭腐，不可久居，急戀君歸。”在信中他還說：“當今政府，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其收攬名士政策，絕非真心政改，而是欲將天下有志者，乃為其所用矣！”他反復叮嚀恩師：“北京如冶爐，所過必化。弟聞人言，為之心悸，固來書勸師，速歸講學，如待有為，絕不可急欲圖進。”毛澤東的危言相勸，讓黎錦熙甚是感動，坦然納之，但也有人覺得，他的此舉，未免小題大做。然而沒過多久，袁世凱果真祭起復辟大旗。在這場鬧劇中，正如毛澤東所預料，一些名流之士，“均墮袁氏術中”，為袁氏登基鼓噪抬轎子，搞得身敗名裂。

　　而毛澤東的另一件事，則更讓人驚嘆。1916年夏，在給蕭瑜的信中，毛澤東就對中日關系的走向，做出了這樣的預測。他說：“思之，思之，日人實為我國勁敵也。二十年內(nèi)，非一戰(zhàn)不足以圖生存。而當今國人，卻猶酣未覺，注意東窗事少。”在信里，他還預言，日后倭寇侵華之路徑，是“先滿蒙，北邊動，而后，胡馬骎骎入中原”。為此，他慨言：“欲完自身，以保子孫，只有磨礪，以待日本。否則，即使縱橫江山萬里，也會屈于三島，民眾四萬萬，也將被三千萬者所奴役。”

　　毛澤東發(fā)表此言時，北洋政府正為軍費開支，私下里與東鄰眉來眼去，打得火熱。所以，聽了毛澤東的預測，很多人都不以為然，有人講，二十年的光陰，人間滄桑，世事難料，僅憑一己之見妄下斷論，未免有點杞人憂天。

　　然而，時事的發(fā)展，卻正如毛澤東所料，十五年后的“九一八事變”，日本關東軍占領東北，二十年后“七七事變”，日軍又大舉進攻中原，中日全面開戰(zhàn)。

　　面對此情此景，再回想起二十年前毛澤東的先知先覺，許多同學都不禁感嘆：“其料事如神之功，實乃天人可比也。”

　　回顧毛澤東的一生，可以說，他對大局的緊抓，他對宏觀的看重，一直情有獨鐘。無論戰(zhàn)爭年代，還是國家建設時期，他總是要求，“無論做什么，都應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diào)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

　　他的這種思維模式，與對手蔣介石形成了明顯反差。“蔣介石這個人，在軍隊管理上，有時過于拘泥細節(jié)。比如，部隊怎么設防，武器怎么配備，甚至，連士兵系沒系風紀扣這樣的小事，他都操心。而毛澤東則相反，他的眼里盯的都是大事。比如，是‘誘敵深入’，還是‘圍點打援’，是‘隔而不圍’，還是‘圍而不打’。至于具體戰(zhàn)斗，該怎么攻，怎么打，則交給手下的將軍說了算。”所以，從戰(zhàn)略層面上講，蔣介石的思維，也遠遠遜于毛澤東。

　　（摘編自《領導文萃》2024年6月下期 張錦力/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