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初期，私營經濟受思想桎梏和政策變動影響，發展較為緩慢。此時，鄧小平三次提到安徽“傻子瓜子”，表明他支持私營經濟發展的鮮明態度，對安徽乃至全國私營經濟的恢復發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也反映出鄧小平對發展民營經濟認識的不斷深化。

　　鄧小平首談“傻子瓜子”

　　私營經濟獲得生存機會

　　改革開放初期，從安徽鳳陽小崗村起源的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農村生產力，繁榮了城鄉市場，使農村很快涌現出了大批個體工商戶。1981年前后，在個體大戶基礎上，安徽霍邱縣單龍公社雙龍大隊社員汪全精，依靠當地林茶資源進行多種經營，還雇人幫助販運林茶，很快富裕起來。但是，受極左思想影響，汪全精因“雇工剝削”“投機倒把”的罪名被拘留。1982年5月，他上書黨中央、國務院后，受到安徽省委重視。省、地、縣組成聯合調查組對他的情況進行調查，經調查后認為，汪全精勞動致富，值得肯定。5月11日，安徽省委轉發聯合調查組的調查報告：要積極幫助和支持那些有特殊技術和經營才能的人，在目前農村商品流通不暢的情況下，允許私人從事販運活動；只要經營者依靠自己的勞動獲得收入，就應當允許；省委支持農民從事個體經營非農產業。于是，安徽農村個體經濟在全國比較早地發展起來。農村個體經濟的發展很快影響到城市，而彼時安徽城市個體經濟發展最早、規模最大的就是“傻子瓜子”。1978年，隨著改革開放大幕的拉開，政策開始允許個體戶經營，“傻子瓜子”的創始人年廣久開始在蕪湖市中山路擺攤賣瓜子，生意逐漸紅火起來。1979年，年廣久注冊了“傻子瓜子”商標。隨著企業的發展，到1982年下半年，“傻子瓜子”廠的工人人數已有100多人，遠遠超過了當時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雇工數量的限制。此事在當時引起了各方關注，有人連連寫信上告，指控年廣久的“傻子瓜子”姓“資”不姓“社”，是“資本主義剝削”，對國營、集體商業造成不利影響，應該限制其發展。為此，安徽省委派人到蕪湖進行調查，并寫了一份調查報告。這個報告基本肯定了年廣久的做法，提出應該允許其存在、發展。

　　后來，這份材料被帶到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被中央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杜潤生看到，他認為很有典型意義，便送給鄧小平閱覽。鄧小平看完調查報告后，表示要“放一放”和“看一看”，并指出有些個體戶雇工超過國務院的規定，這沖擊不了社會主義。鄧小平的表態讓“傻子瓜子”得以繼續生存下去，對雇工經營起到了保護作用，讓私營企業發展得以繼續萌芽。1982年，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農村和城市的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經濟的必要的、有益的補充”。中央采取的寬松政策使個體經濟和雇工經營獲得了發展機會。當年，安徽全省農村個體經營者達到122708戶，城市個體經營者達到75678戶。

　　鄧小平再談“傻子瓜子”

　　私營經濟得到寬松發展

　　1984年10月22日，鄧小平在中央顧問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明確提出了對“傻子瓜子”問題的處理方針，把對“傻子瓜子”問題的處理上升到國家發展個體、私營經濟的高度上來。他說：“前些時候那個雇工問題，相當震動呀，大家擔心得不得了。我的意見是放兩年再看。那個能影響到我們的大局嗎？如果你一動，群眾就說政策變了，人心就不安了。你解決了一個‘傻子瓜子’，會牽動人心不安，沒有益處。讓‘傻子瓜子’經營一段，怕什么？傷害了社會主義嗎？”鄧小平的鮮明態度，為私營經濟的發展創造了寬松的環境。1987年黨的十三大報告指出：“實踐證明，私營經濟一定程度的發展，有利于促進生產，活躍市場，更好地滿足人民多方面的需求，是公有制的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1988年3月，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并通過了憲法修正案，憲法第十一條增加規定：“國家允許私營經濟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存在和發展。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國家保護私營經濟的合法的權利和利益，對私營經濟實行監督、引導和管理。”至此，黨的綱領性文件和國家根本大法開始公開肯定、承認中國私營經濟的合法地位和權益，個私經濟發展迎來了春天。

　　在中央政策的指引下，安徽試行將國營小型商業零售業改為集體所有制或租賃、轉讓給經營者個人經營，全省的私營經濟得到了大發展，個體工商戶和從業人員的數量在1985年幾乎翻了一番。安徽早期個體經濟和私營經濟發展的實踐探索，為新時期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發展完善作出了積極貢獻。

　　鄧小平三談“傻子瓜子”

　　私營經濟得以蓬勃穩定發展

　　1989年至1992年，受多方面因素影響，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又出現了大幅度搖擺和停滯不前的局面，這與當時黨和政府對中國私營經濟的發展還沒有清晰的認識脫不開關系。1992年鄧小平發表南方談話，再次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打破姓“社”姓“資”的束縛，深刻回答了包括如何對待社會主義建設中的資本主義現象等許多重大認識問題，促使全國上下進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觀念，同時也為私營經濟新的發展提供了思想上的保證。鄧小平指出：“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這就明確肯定了中國私營經濟發展的合理性和延續性。在提到“傻子瓜子”問題時，他說：“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問題。當時許多人不舒服，說他賺了一百萬，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一動人們就會說政策變了，得不償失。像這一類的問題還有不少，如果處理不當，就很容易動搖我們的方針，影響改革的全局。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鄧小平將發展私營經濟政策是否穩定上升到“影響改革全局”的高度，認為對私營經濟的政策“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南方談話發表后，國家工商總局出臺《關于促進個體私營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從多方面放寬政策以支持私營經濟的發展。同時，各地方黨委和政府根據中央精神和當地實際情況，也紛紛制定發布了支持私營企業發展的具體措施，并把私營經濟發展納入了本地區經濟發展的戰略規劃，有的地方甚至把私營經濟作為新的經濟增長點來抓，私營經濟在全國各地得到了突飛猛進的發展。此后，黨的十四大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目標，推動個體私營經濟的發展步入新的軌道。

　　（摘編自《黨史縱覽》2024年第8期 章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