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立并舉是我們黨推進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事業(yè)發(fā)展的科學方法和寶貴經驗，也是中國共產黨建設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tài)的重要舉措。在延安時期，我們黨通過批判舊有的思想觀念以及不合時宜的條條框框，推進理論創(chuàng)新，破立并舉，建立了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tài)，留下了有益的啟示。

破主觀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yōu)良學風

就黨的建設而言，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在黨的歷史上，破除以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為主要內容的主觀主義危害，樹立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是深入推進黨的建設的一個重大課題。在延安時期，尤其是從1942年全黨整風以后，學風問題更是建設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tài)的關鍵議題。歷史告訴我們，從上世紀30年代初期以來的一段時間，黨內主觀主義盛行，更是“是害死人的”。對此，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在《論新階段》報告中，毛澤東首次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而后學風問題成為加強黨的建設的重要內容。1941年5月，毛澤東在延安干部會議上作《改造我們的學習》報告，對理論與實踐相分離的主觀主義學風予以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并主張將全黨的學習方法和學習制度進行改造。1942年4月，在《關于整頓三風》報告中，毛澤東進一步要求全黨“把馬列主義搞通，把主觀主義反倒”。正是通過全黨整風，在黨內逐漸克服了主觀主義的危害，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優(yōu)良學風，為在革命戰(zhàn)爭年代建設一個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tài)奠定了堅實基礎。在1945年黨的七大《論聯(lián)合政府》的報告中，毛澤東在總結黨的建設時，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的馬克思主義學風列為中國共產黨區(qū)別于其他任何政黨的顯著標志之一。

破宗派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yōu)良黨風

宗派主義如山頭主義、小團體主義以及不團結等，是主觀主義在組織上的一種表現。在1942年全黨整風之前，它在黨內雖然不占主導地位，但作為一種殘余形態(tài)的宗派主義，還是長期存在的。在中國革命斗爭中，其危害也是很嚴重的。1942年2月，毛澤東在《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中，在總結過去20年黨的建設經驗教訓后指出，“對內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內的統(tǒng)一和團結；對外的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yè)”。對其嚴重危害，1942年7月，任弼時在《關于增強黨性報告》中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宗派主義是黨性不純的一種表現，“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完全孤立起來，可以鬧到使我們黨內部不團結，甚至使我們黨解體”。因而宗派主義是推進中國革命事業(yè)發(fā)展的嚴重障礙，同時更是建設良好黨內政治生態(tài)的絆腳石，必須堅決予以清除。有鑒于此，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以及在構建良好的黨內政治生態(tài)中，將宗派主義列為重要的整頓對象之一；1945年黨的六屆七中全會通過的《關于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強調：加強思想政治教育，與徹底克服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一樣，徹底克服黨內存在的宗派主義傾向，“以達到進一步地養(yǎng)成正確的黨風”。實踐證明，上世紀三四十年代，通過全黨整風以深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建設中，“黨內最嚴重的宗派主義已在基本上被克服”，馬克思主義政黨的作風建設達到了新高度。這樣，延安時期黨內政治生態(tài)建設實現了新突破并邁出了關鍵步伐。

破黨八股的形式主義之危害，立馬克思主義的優(yōu)良文風

文風一般認為是指文字之風、文藝之風、文化之風的形式問題。實際上文風從來就不是一股單獨之風。其背后是黨風、政風、民風的重要體現，是社會之風，也是時代之風。延安時期，我們黨在加強自身建設過程中，黨內文風始終是與學風和黨風緊密地聯(lián)系在一起的。尤其是通過全黨整風而深化黨內政治生態(tài)建設中，不僅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而且強調“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因為黨八股是黨內存在的以形式主義為主體的惡劣文風，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最后藏身之所”，也是推進良好黨內政治生態(tài)建設所必須破的消極因素。對此，1942年2月毛澤東在《反對黨八股》一文中，對黨八股的“八大罪狀”作了專門剖析和批判，并指出黨八股“不但不便于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將其列為全黨整風的主要對象之一。事實上，文風問題不是一般問題，它是加強黨的建設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因而在推進黨內政治生態(tài)建設中，在破除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同時，也著力破除黨八股這一惡劣文風的危害及其影響。尤其是毛澤東發(fā)表的《反對黨八股》被列為全黨整風的重要文獻，其影響更為廣泛而深遠。通過延安整風，黨八股逐漸被消除，黨內迎來了一個健康向上、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tài)。

破貪污腐化之危害，立清正廉潔政風

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培育了集中體現共產黨性質和根本宗旨的延安精神。當時，我們黨既面臨日本侵略者的進攻，也面臨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內的復雜局面，還面臨黨的隊伍迅速發(fā)展而帶來的自身建設問題，再加之惡劣的自然環(huán)境，我們黨不懼挑戰(zhàn)，在艱難困苦的條件下，培育了光耀千秋的延安精神。在此過程中，黨加強自身建設、提高局部執(zhí)政本領的一個重要舉措，就是勇于清除貪污腐化，建設一個影響深遠而清正廉潔的政治生態(tài)。這一重要舉措的實行，不僅影響了黨內和國內，而且越出了國門，影響了世界。在1937年10月出版的《西行漫記》中，美國記者斯諾就盛贊延安的中共領袖理想遠大而清正廉潔。針對當時根據地存在的個別貪污腐敗現象，在黨的堅強領導下，勇于開展自我革命，著力克服自身存在的弊端，強化鑄牢清正廉潔的意識。比如1937年8月洛川會議通過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就鄭重提出，“鏟除貪官污吏，建立廉潔政府”。而后又在中共中央指導下制定的《陜甘寧邊區(qū)施政綱領》《陜甘寧邊區(qū)懲治貪污暫行條例》以及加強黨員干部廉潔紀律建設的規(guī)定等，都把“懲貪建廉”作為重要內容予以貫徹執(zhí)行。因而在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局部執(zhí)政區(qū)域，尤其是在黨內形成了“獎勵廉潔，禁絕貪污”的良好政治生態(tài)。據此，1940年2月毛澤東稱這里“沒有貪官污吏”“沒有土豪劣紳”“沒有賭博”等“十個沒有”。正因這樣，延安時期中國共產黨的局部執(zhí)政尤其是黨內政治生態(tài)的建設，更彰顯出清正廉潔的一代新風，在中國共產黨建設史上寫下了輝煌的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