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解放后，鄧小平一入城就從克服享樂思想、整頓作風入手，著力發展和鞏固西南黨的組織工作，以“黨在思想上和組織上更進一步的布爾什維克化”，來完成“我們不能因勝而驕，而應謹守著毛澤東的教導，保持我黨的光榮傳統，緊密地聯系群眾，引導群眾走向更大的勝利”的歷史使命。

　　堅持實行公開建黨的方針，嚴肅黨的組織和生活

　　1950年9月，西南局組織工作會議召開，鄧小平堅持問題導向，在全面整頓西南黨的組織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反對關門主義傾向和“拉夫式的辦法”，在產業工人中大量發展黨員。針對一邊是“人少事多”“干部少而弱”，一邊是忽略城市的建黨工作，不注意發展黨的組織的現實情況，鄧小平指出，“建黨的步驟是先慢后快，慎重地個別吸收，既要反對關門傾向，又要反對‘拉夫主義’。一開始就要把根子扎正，就要嚴肅黨的組織和生活”“除廠礦外，在學校、機關及其他系統中，也應作個別吸收，條件則應更嚴格些”，并提出“明年工廠應有百分之十的工人入黨”等具體要求。據統計，重慶市至1950年底時所發展的1635名新黨員中，大多數是產業工人；1952年吸收新黨員7000多名，新建黨支部254個。大量新鮮血液的補充，充實和加強了黨的基層組織，增強了黨的戰斗力。

　　整頓西南地下黨組織，保持黨的純潔性。針對西南地下黨組織5.6萬名黨員大部分是在1948年至1949年突擊入黨，受到黨的教育少、殘酷鍛煉和考驗少，入黨時審查不嚴，手續簡單混亂等現象，西南局組織部發出《關于加強黨的教育、整理地下黨組織的指示》等文件，通過組織集中學習、開辦黨員訓練班，把黨員選送到西南人民革命大學和黨校學習，放到清匪反霸、減租退押、鎮壓反革命、土地改革等運動中去接受錘煉，在火熱的斗爭一線甄別真偽，進一步純潔了黨組織。

　　堅持“破”字當頭、立破并舉，切實加強黨的思想建設

　　鄧小平始終堅持“破”字當頭、立破并舉，高度重視從思想教育入手加強黨的思想建設，把宣傳工作提高到應有高度。

　　防微杜漸，注重做好入城前后的思想教育。鄧小平在黨的七屆二中全會上，就敲響了“現在黨內蛻化思想是存在的，已有端倪”的警鐘，提出“少掉隊就是勝利”的目標。為了做好進軍西南的思想準備工作，鄧小平堅決反對本位主義，反對叫苦和功臣驕傲思想。在進城初的3個月時間里，他在多個場合告誡“部隊現在正發展著享樂思想”這個“何等危險而最可怕的現象”，要求“成立各級黨的紀律檢查委員會，使之實現其職務”；組成整編委員會，對機關用房、用車進行規范，要求領導干部“以身作則不設私人公館，房子擠著住，集體辦伙食，嚴防鋪張浪費”。

　　提出“宣傳工作是一切革命工作的糧草”，帶頭用“筆桿子”來推動工作。作為具有豐富宣傳工作經驗的鄧小平，既重“武化”，更重“文化”。鄧小平在解放秀山時就強調，宣傳隊人員必須緊緊掌握在手里，以便及時進行戰地工作。他召開西南區新聞、宣傳工作會議，強調“報紙真的同實際、同群眾聯系好了，對領導是最大的幫助”；指導創辦《新華日報》，為新華書店、重慶市第一屆文學藝術代表大會、《重慶日報》題詞，把廣播作為開展工作的“重要武器之一”，把出版發行作為“政治文化食糧”，生動詮釋了“實行領導最廣泛的方法是用‘筆桿子’”。據統計，從1949年12月10日《新華日報》在重慶出版至1952年7月1日慶祝成渝鐵路建成通車，近3年時間里，發表有鄧小平名字的新聞、圖片、報告、文章、講話、題詞等共80多篇次。

　　堅持加強黨的制度建設，帶頭執行黨的政策和策略

　　西南解放之初，鄧小平就帶頭抓好中央各項制度在西南的落地落實工作，以制度建設的剛性要求推動西南黨建各項工作。

　　嚴格執行中央的政策、策略和法令。1949年2月，毛澤東電示第二野戰軍，要求把軍隊變為工作隊，并就學會接收城市和管理城市提出“十一個善于”的工作要求。鄧小平及時教育干部學習黨的各項政策，在統一戰線、民族問題特別是恢復財經秩序、征糧剿匪、城市工作、土改、“三反”“五反”等重大問題上，對那些不顧政策蠻干、把政策與任務對立起來的干部，進行嚴厲批評。他指出“要向同志們灌輸政策思想，人人要做執行政策法令的模范”“政府通過的法令，黨員一定要好好學習，切實執行，不然就一定要出亂子”。

　　執行及時和完備的報告制度。1948年8月，毛澤東向全黨嚴肅警告，要求“嚴格執行及時的完備的報告制度，將這件事作為一種絕對不允許違反的指令”。鄧小平重申堅決執行“兩月的匯報制度”,他多次向黨中央匯報西南局的情況，并得到毛澤東多次充分肯定。在1950年1月2日關于西南工作情況報告中，鄧小平開篇點出“十二月八日到重慶，二十幾天了，還未向中央做一次綜合性報告”。1952年6月進京前夕，他還就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九次會議情況給中共中央并毛澤東報告。鄧小平撰寫的工作報告，既有分析又有結論，既報喜也報憂，既有問題也有建議，毛澤東稱“看鄧小平的報告就像吃冰糖葫蘆”。

　　堅決貫徹和執行民主集中制。在與民主黨派的關系上，鄧小平提出要讓各階層人士發表意見，不要只是共產黨人“說了算”。在嚴格執行健全黨委制的決定上，鄧小平要求堅決做到集體領導和個人負責相結合，帶頭做到不個人包辦和個人解決重要問題，高度關注文件太多、報告太多太長和保護機密等問題。針對多個部門遇事扯皮的情況，鄧小平要求“重大一點的問題必須組織一個專門小組或委員會，指定主要負責的人員，以專責守”。美籍華人學者戴維·張概括鄧小平“又有集中又有民主”，“認真考慮并采納來自人民的意見”，“養成了決策制度化的習慣”。歷史不只是過去的故事，還是能啟迪今天的鑰匙。鄧小平主政大西南的3年，既是“下決心把西南建設好”的3年，也是“關鍵是把黨組織整理好”的3年。

　　  （摘編自《黨建頭條》2024年第8期 周廷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