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1月8日，王文彬在上海參與發起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2000年國務院批復為記者節）。1945年重慶談判期間采訪毛澤東；1950年加入中國民主建國會；1952年8月5日《重慶日報》創刊，王文彬任首任經理；199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歷任重慶市記者協會名譽主席、民建重慶市委會副主委、重慶市政協副主席等職。

　　“全面辦報能手”王文彬的一生，絕非“跑新聞、做調查”幾個字就能全面涵蓋的，生于亂世、勇擔使命，他用盡一生心血捍衛新聞人的精神。

　　于右任慧眼賞識千里馬

　　“有新聞就跑新聞，無新聞就作調查。”這是王文彬的辦報理念。

　　1927年，年僅20歲的王文彬在任陜西青年社總務（負責人）時，認識了國民軍聯軍駐陜總司令于右任。受于右任賞識，他被介紹去上海民治新聞學院學習。1930年到北平，任《華北日報》記者、編輯、采訪主任及晚報主編，兼任南京《中央日報》、上海《民國日報》、漢口《武漢日報》三報駐北平記者。

　　于右任再度介紹他認識了天津《大公報》的張季鸞，得張季鸞介紹參加北平《華北日報》的工作。王文彬敢于擔當和與生俱來游刃有余的辦事能力，深得同仁贊譽。后又成為了《大公報》駐北平記者。1935年調到天津《大公報》，王文彬任平津版編輯兼外勤課主任。

　　1936年，王文彬被調到上海參與上海《大公報》的創刊工作，任《大公報》上海版“本市新聞版”主編兼外勤課主任。1937年8月“淞滬會戰”開始后，《大公報》代表廣大人民的呼聲，發表了王蕓生的社評《不投降論》，表明了報館堅定的抗戰立場。為便于工作，當時通訊課與外勤課合并為采訪部，而王文彬負責淞滬戰場的采訪工作和兼任本市3個版的主編。至11月上海淪陷，《大公報》被迫停刊，王文彬隨即被派往香港參加當地組建《大公報》的工作。在香港，王文彬進行了兩個月的調查研究，因時局需要他被派去了戰時的廣州，奉命組建《大公報》駐粵辦事處，擔負起整個廣州市的新聞采訪，以及發展周邊幾十個縣的通訊網。

　　敵機天天轟炸下的廣州，王文彬和同志們日夜戰斗在新聞第一線。隨著戰局越來越吃緊，王文彬讓妻兒和報館員工全部撤離廣州去了香港，自己孤身一人繼續堅守，直到日軍攻進廣州的前一夜，才放棄廣州轉往粵北，繼續一路進行戰地采訪，及時將第一手戰況以專電發往香港報館。

　　創辦“青記”成就“記者節”

　　2000年，國務院正式批復中國記協《關于確定“記者節”具體日期的請示》，同意將中國記協的成立日11月8日定為記者節。說到記者節不得不提到“青記”，即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聞工作者的團體“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青記”的成立也繞不開王文彬。

　　1937年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在上海市山西南路200號的南京飯店正式成立。如今，南京飯店里還有一個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成立會址紀念館。

　　那是1937年7月，周恩來在上海約見夏衍等，傳達黨中央關于國共合作后加強新聞方面的工作。隨后胡愈之、夏衍、羊棗等積極策劃，商定建立新聞記者的統一戰線性質組織，范長江、王文彬等為首批發起人。

　　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終于在上海成立，通過了簡章。15名年輕記者從各方匯聚到山西南路200號的南京飯店。他們代表24位發起人，在飯店召開了一次會議，由他們發起的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伴隨著籠罩上海的炮火聲而生。

　　這24名發起人，當時平均年齡只有28歲，卻在上海淪陷前夕，燃起不屈的火把。從此，“青記”經歷戰爭洗禮，從創辦初期的20余人，發展到1938年底的600多人、1940年的1156人，下轄40多個分會，影響了千千萬萬擁有新聞理想追求正義的知識青年。

　　采訪毛澤東“愿團結商談早獲結果”

　　重慶《大公報》報社舊址位于渝中區李子壩正街102號（原李子壩建設新村），即是其中重要的文化遺址之一，記錄了當時大后方新聞媒體一段艱苦卓絕的抗戰往事。

　　1938年《大公報》從武漢遷至重慶，由無黨派愛國人士王蕓生擔任總編輯，王文彬擔任發行人兼經理。在重慶8年期間，《大公報》經歷了“重慶大轟炸”，報館雖3次被炸，但日發行量最多時達9.1萬余份，晚報發行量最多時達3.2萬余份，創造了當時重慶報業的發行紀錄，為激發重慶人民抗日斗志發揮了重要作用。

　　1945年8月28日，毛澤東飛抵重慶，與國民黨舉行國共和談。重慶《大公報》對毛澤東抵渝不僅編發了消息和特寫，還連夜趕寫了題為《毛澤東先生來了！》的社評。

　　9月5日下午，毛澤東邀請王蕓生、《大公報》記者孔昭愷和采訪主任王文彬長談。毛澤東說：“來渝五日，與中央商談團結問題，目前尚未可能有確切之結果以慰國人，可以說這僅為內戰決可避免。我國政令軍令如果再不統一，的確為不得了的事體，然統一之政令軍令必須建于民主政治之基礎上。只有包括各黨各派無黨派代表人士之政治會議，始能解決當前國事，民主統一之聯合政府始能帶給全國人民以幸福。民主者，人民有力量之謂也”“不是我們要另起爐灶，而是國民黨爐灶里不許我們造飯”。

　　毛澤東很健談，接受他們的采訪時談笑風生。毛澤東對王蕓生還講了和平、民主、團結的方針和三者相互的關系，以及如何實現和平，如何實現民主憲政，反對獨裁，才能保護人民的基本利益，也才能達到團結建國的目的。毛澤東還特意留下他們吃便飯，由周恩來與王若飛作陪。飯后，毛澤東親自安排車把他們送回報館。

　　翌日，《大公報》在第二版以大標題《毛澤東對本報記者談，愿團結商談早獲結果》發表報道。9月20日，《大公報》在李子壩報館設宴招待毛澤東和中共代表團，席間毛澤東揮毫題寫了“為人民服務”五個大字贈送給了《大公報》。

　　1947年6月1日，重慶國民黨當局在鎮壓社會各界反內戰、反饑餓、反迫害運動中大肆逮捕了眾多學生、知名人士及新聞記者等，重慶《大公報》中多人被捕。王文彬與各地《大公報》負責人聯合一起前往西南綏靖公署、重慶警備司令部、重慶市政府等呼喊營救，想盡辦法展開營救。經過不懈努力，報館的同志們被陸續救出并轉移出去。

　　1949年重慶解放前，國民黨政府要求王文彬署名刊登聲明，表明《大公報》改變態度，堅決擁護國民政府的反共政策，不說有損于政府的話等內容。王文彬堅決不從，并被迫從《大公報》辭職離開。

　　重慶解放后，王文彬才重返重慶《大公報》主持工作。

　　《大公報》轉《重慶日報》出任首任經理

　　《重慶日報》社原總編輯雷勃曾介紹，《重慶日報》的前身是王文彬的《大公報》。

　　1950年10月，雷勃由《新華日報》調至重慶《大公報》。據雷勃說，此前《大公報》編輯部主任顧建平去了香港，原《大公報》經理王文彬曾多次向西南局提出，要黨組織派一個黨員去《大公報》主持其編采業務。

　　1951年10月，在征得王文彬同意后，雷勃去上海《大公報》總館匯報工作，希望將《大公報》交給重慶市委。到上海后，他將《大公報》交給重慶市委的建議，告訴了時任《大公報》總編輯王蕓生等，并得到認同。當時的《新華日報》是全西南的機關報，重慶市委完全依靠《新華日報》是不可能的，所以重慶市委很想辦一份自己的報紙。不久，西南局就同意了將《大公報》交由重慶市委的意見。

　　1952年元旦，《大公報》宣布公私合營，成立公私合營管理委員會，任白戈兼任主任，王文彬任副主任。經請示中央宣傳部，說要送周恩來總理批示。7月下旬，周恩來批示同意將《大公報》轉為《重慶日報》。

　　重慶市委常委開會決定《重慶日報》8月5日創刊，王文彬任經理。雷勃說，之所以市委常委決定8月5日創刊，是因為在當天，重慶市勞動人民文化宮也將落成，這是“雙喜臨門”。鄧小平親自題寫了《重慶日報》報頭。從而，《重慶日報》成為了中共重慶市委機關報至今。

　　王文彬在新中國的其他重要領域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直至生命最后一刻。他用心地將自己的新聞從業心得整理出來，為新聞界留下了《采訪講話》《報人之路》《中國報紙的副刊》《新聞工作六十年》《中國現代報史資料匯編》等不可多得的新聞專著。

　　（作者系民建中央理論研究委員會委員）